“不平则鸣”是中唐诗文大家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提出的观点：“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

韩愈作为“文起八代之衰”的一代文宗，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他在文学理论批评方面有不少独得之见，“不平则鸣”是其中关于作家生平际遇与创作之间的关系的着名见解。所谓的“不平”，是指人的思想情感的不平静，其内涵是广泛的。它既可指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和不公平的生活境遇下的怨愤之情、牢骚之慨，也可指盛世伟业感召下的人们奋发上进的心理状态。得志则“鸣国家之盛”，失意则“自鸣不幸”，两者同是“不得其平则鸣”。可见，韩愈在理论上是主张两面兼顾的，但在具体论述中则偏指哀痛之鸣。孟郊(字东野)遭遇坎坷，所作诗歌有很多啼饥号寒的内容，在文学史上与贾岛并称为“郊寒岛瘦”。韩愈写序送他，实际上是对他的生活境况的同情和创作活动的勉励，希望他能从逆境中振作起来。穷愁困厄是人生的不幸，但如果能因此而善鸣其不幸，在文学上取得成功，那么又可算是人生的幸事。从中唐韩孟诗派的创作实际看，他们最精彩的作品，往往也正在于抒写“穷愁之音”的部分。

“不平则鸣”之说，其实质与《礼记·乐记》所论一致，“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不管是“哀心”、“怒心”还是“喜心”、“乐心”，发为文辞，“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就是有真情实感，任何优秀作品都须以此为基本要素。司马迁“发愤着书”的思想对韩愈“不平则鸣”说的提出有着启发作用。李白《古风》“哀怨起骚人”，白居易《李白墓》“诗人多薄命”等与“不平则鸣”说也有一致之处。

与“不平则鸣”说相应，韩愈还在《荆潭唱和诗序》里提出： “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眇，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欢愉的情绪是外向性的，不容易留存，而愁苦的怀抱适合于含咀，更容易感染和影响他人。这种观点一方面启导了后来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之说，另一方面，对文学抒发感慨作用的充分肯定则拓宽了作家的视野，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文”对于“道”的过分依赖，有利于文学独立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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