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每当矛盾尖锐和激化时，在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被剥削的农民常常揭竿而起。一部中国封建社会史，同时也是一部农民起义史。

土地是封建社会最主要的生产资料，但以地主、贵族和皇帝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往往占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最多数的广大农民只有很少的土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鲜明地表现出这种土地占有极端不均的状况。因此农民只有耕种地主的土地，辛苦劳作，却必须把收获的四至五成甚而八成以上作为各种赋税交纳给地主，从而造成严重的分配不均。“庖有肥肉，厩有饱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并非一朝一代的现象。农民除了在经济上被剥削，在政治上也受到极为严酷的压迫。贵贱有别、上下有分的封建社会等级森严，统治者奢淫残暴，礼法兼施，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既受“三纲五常”的束缚，又受严刑峻法的控制，农民起义常常由此而起。纵观农民起义的内容，大多是针对苛捐杂税、贫富不均以及君主与官吏的暴政酷刑和贵族特权的。所以在农民起义中，最主要的思想武器即是，在经济上，要求财产占有和分配的平均，在政治上，否定贵贱有别，要求人人平等。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就提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质疑，否定王侯将相的高贵与特权，表达了农民要求平等的愿望。东汉末年的农民起义吸收了原始道教《太平经》中的某些思想，提出了“太平”的口号，“太平”即指非常公平。唐末农民军领袖以“平均”为宗旨，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黄巢自称“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他们还将口号付诸实施，起义军经过长安时“遇穷民于路，争行施遗”或“投物遗人”。北宋王小波疾贫富不均而以“均贫富”为目标。南宋钟相、杨么的“等贵贱、均贫富”，更把打破贵贱等级之分和改变贫富不均联系起来。元末农民起义也以“杀尽不平方太平”为旗帜。这些都反映了农民的奋起抗争皆因政治上的受压迫和经济上的遭剥夺。所以，起义军领袖以等贵贱、均贫富等口号为起义旗帜，常能组织和发动群众。明末李自成起义，首次明确地提出“均田免赋”，触及到了封建社会的主要问题即土地，把“均贫富”与土地问题联系起来，表明了农民觉悟的提高，以及平均平等思想的深入。到太平天国起义，又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描绘了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从而将农民的平均平等的思想武器推向了最高峰。

农民作为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者，具有革命的性格，但他们又往往有自己的局限性和落后性，这从他们的平均平等的思想中已可见一斑。而且，他们没有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在扯旗造反的同时，常利用另一种思想武器即假借皇室或天命来号召和组织农民，并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合理性的口实。他们有时诈称自己为皇帝后裔或者以拥立皇帝后裔为名，利用封建社会皇位世袭的传统来论证和组织起义。如陈胜吴广假托公子扶苏，赤眉起义拥立刘盆子为帝，西晋末年张昌领导少数民族起义，改立沈之名为“刘民”，视为汉朝后裔而拥立其为天子，元末红巾军韩山童诈称“宋徽宗八世孙，当作中国王”，明末李自成自命其祖是建文帝的孽子等，均属此类。他们有时也针对“君权神授”，“王者配天”的说教，假托天命，替天行道。如东汉末年黄巾军的领袖自称“黄天”，认为自己是顺天意来取代代表东汉王朝的苍天;太平天国不仅请出西方的上帝，洪秀全也自称是上帝次子，耶稣之弟，受命来人间除妖留正，而且一切都必须听命于神。

从农民起义的思想武器中，可以看出宗教迷信的成分极重，这一方面反映了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一方面却也应该看到，他们之所以关注宗教，是因为其中往往宣传了人人平等的概念。农民也很难把统治者当做一个阶级来打倒，往往痛击的只是某个皇帝或部分贵族。农民的局限性是由其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封闭落后的生活方式所决定的，其局限性也导致他们的起义结果总是悲剧性的。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zhonghua/20221229933.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