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人看见天穹神秘莫测而对之畏惧崇拜，认为天是有意志、有人格的，它主宰着人间的一切。殷商时期，君主都认为自己是受命于天而治理国家的，同时政权的兴衰、社会的治乱都是天意所定。这就是传统的天命论或“天治”思想。《左传》中说，“齐、晋亦唯天所授”，“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周公认为，周的天下是上天授予的，地上的君王只有实行德政，顺从民意，上天才会让他继续统治下去。他“以德配天”的思想是后来天人相通或天人感应观念的滥觞。孔子把“畏天命”列为“三畏”之首，孟子认为天是人间政治事务的决定力量，只有天才能决定谁来继承王位。《孟子·万章上》说： “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 天与之。”但是，孔孟强调“仁政”、“礼治”，讲“天命”并不否认“人为”。西汉董仲舒更明确地将天视为百神之大君，在他看来，君王受天之命统治国家，封建社会据以存在的根本原理“三纲五常”也是由天意决定的，天永恒不变，按天意制定的封建社会亦永恒不变。“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他还提出了“谴告说”和“符瑞说”，认为自然灾害与统治者的错误有关，天子违背了天意，不行仁义，天就会出现灾异，进行谴责;反之，君主治理社会，天下太平，符合天意，天亦有“禾结双瑞”、“凤凰麒麟”等祥瑞，对君王表示赞许。他还以气为中介，说明人的道德行为也可以引起气的变化而相互感应。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思想是想借天上的神权来维护地上的皇权。“天人感应”思想在整个汉代占统治地位，班固、刘歆等都以为政治上的得失可以导致灾异变怪，东汉章帝钦定《白虎通》为“国宪”，其所遵循的思路亦是“天人感应”说。可以说，“天治”的思想在整个封建社会流行不绝。如北宋程颢攻击王安石变法时说“天时未顺，地震连年，四方人心日益摇动”，希望皇帝“仰测天意，俯察人事”。旧党还说，“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都借口“天变”来反对王安石。天治思想成为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君主专制的有力武器。在农民起义中，皇权天授的观念也往往成为农民扯旗造反的工具和借口。如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张角就自称“黄天”，认为自己是“替天行道”推翻代表东汉王朝的“苍天”，以此来号召和组织农民，并为起义的合理性提供证明。

记祭祀的甲骨文

　　这块殷墟出土的牛胛骨上，刻有祭祀敬神的内容。

《易》提出：“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首立天、地、人三才之道，但其基本思路是“推天道以明人事”，也即肯定天与人的相通性。《易》主张人通过对自然界的仰观俯察，从中领略自然的规律即天道，并效法天地的变化来处理人事，这就是“观象制器”，“以神道设教”，它与董仲舒等人的“天人感应”的模式是不同的。但另 一方面，《易》中又有“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的观念，认为高下贵贱的等级秩序是出于自然、天道，说圣人“与天地合德”，“与鬼神合吉凶”，并赋予天以“元亨利贞”四德，这就又有把“天”当作有意志有人格的主宰之神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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