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社会都要以一定数量和密度的劳动人口的存在为前提。人口问题在中国古代很受重视。人口的多少，人口和土地的比例关系，生产人口和非生产人口的结构等，是古代思想家在考察人口现象时主要关心的问题。仅从他们对人口数量增长的不同观点看，可以大体上把古代人口思想分为三类：

一、主张人口增长，这在中国古代长期占据支配地位。早在殷商时古人就有浓厚的祖先崇拜和生殖崇拜的思想。在《诗经》里有许多诗篇表达了人们希望多子多福、子孙绵绵的心愿。春秋时代，许多思想家都鼓吹富国强兵必须先增加人口。管仲在辅助齐桓公建立霸业时，就曾极力推行鼓励人口繁殖的政策，下令男子20岁必须娶妻，女子15岁必须嫁人，驱使青年男女早婚早育。孔子则把“庶”(人口众多)列为治国施政的第一件要紧事。孟子继承孔子的人口思想，主张土广民众，鼓吹“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宗接代的思想长期支配着中国人的生育观。墨家创始人墨翟是最早详细论述人口问题的思想家。他积极主张增加人口，鼓励通过早婚来使人口倍增。他提出，缺少人口耕种的土地只是一种得不到收获的“虚地”，要生产出足够的衣食，就必须用“力”(劳动)，而“力”则来自劳动人口，所以，贤明的统治者应当使国家富、人口多。为此，他提倡非攻、节用、节葬、力耕和早婚，反对战争，反对杀人殉葬，反对“蓄私”，即大量蓄养宫女婢妾，认为战乱和蓄私都会妨碍男女适时婚配，影响人口增殖。秦汉以后，主张人口增长的思想仍很盛行。南朝周朗把人口增殖看作国家大事，认为战乱、急政严刑、天灾岁疫、长期服役等是当时人口减少的原因，若要使人口迅速增加，必须消除天灾人祸，让人民安居乐业，夫妻团聚。他甚至主张强制推行早婚，女子15岁还不嫁人，其家人也连带有罪受罚。明朝时还有人力主增殖人口，认为天生万物都必须资以人力而后能成其用，一国人口的多少关系到国势的盛衰，因此君主必须掌握户口数量，鼓励人口增殖。

二、主张人口适度增长。中国古代思想家很早就提出了人口和土地要相适应的观点，其中包含了人口适度增长的思想。孔子及其门徒固然主张增殖人口，但已开始注意人口和土地在量上要适应的问题。而最先明确提出这一思想的是《商君书》，它认为国家富强在于农战，而要搞好农业，就应当使人口和土地的数量相适应。《管子》 一书也非常重视人口和土地的比例要适当的问题。东汉的王符更明确地指出，人口和土地必须相称。

三、反对人口增长过多。在古代中国，每当社会经济由盛转衰，一国人口相对于生产条件而过剩时，便往往出现主张控制人口规模的思想。韩非子最先明确表示反对人口增长过多过快，认为这是当时社会纷争的根源。他把前人所谈的人口和土地的对比推进到人口和财富的对比。不过，他虽然把人多财寡看作是“民争”的根源，却并不单纯主张消极地减少人口，而是要求尽可能减少一切非生产人口的比例，同时还主张积极发展农业。韩非对人口增长趋势的看法，成为后来人反对人口增长过多过快思想的主要渊源。宋末元初的马端临曾联系人口质量来考察人口数量的增长，认为古时人口是量少质高，可以多增殖，后世人口是量多质劣，不应多增殖。明朝的徐光启认为，生育率大概30年翻倍，江南地区日益人多地少，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发展农业生产，尤其是把东南过剩人口迁移到西北，发展土旷人稀的西北地区的农业生产。18世纪末，清朝的洪亮吉系统地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长的主张。他认为，治平之世的户口在成倍地增长，而田与屋远远不能适应人口的迅速增长，因此，民众总是贫穷潦倒。他提出了解决的办法： 一是“天地调剂法”，即任凭水旱疾疫天灾减少人口;二是“君相调剂法”，即由统治者采取措施，鼓励开荒、移民。他对解决人口问题的前景抱悲观态度，在他看来，人口总是要不断增长的，而资源却总是不足以供养成倍增长的人口。

另外，古代思想家从富国强兵的目的出发，很早就注意到生产人口和非生产人口的结构问题，认为生产人口应尽量增多，消费人口要尽量减少，国家才能富强。中国古代也很重视人口统计，认为这是治国之本，是制订政治经济政策的依据。古代许多思想家还考察了人口迁移问题。移民垦荒、开发土旷人稀的地区和边疆，一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人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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