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的发展，中国古代思想家围绕着“古今之争”来展开，主要探讨了历史变迁进程以及发展规律。他们大都认为历史是有“变”的，并探讨了变化的趋势，逐渐形成了历史退化论、历史循环论和历史进化论三种观点。

历史退化论认为今不如昔，历史一代不如一代，从而主张复古倒退。先秦儒家始祖孔子“信而好古”，所以要从周复古。《中庸》也明确主张复古。孟子“言必称尧舜”，公开宣扬回到尧舜时代。这种观点一脉相袭，直到南宋朱熹还推崇夏商周三代，卑视汉唐。另一个尊古悲今、宣扬历史退化的代表是道家。老庄否定人类文明的发展，企图把历史的车轮朝后拉。他们歌颂太古的原始社会：《老子》以“小国寡民”的原始社会为理想;庄子更甚之，他连老子的“小国寡民”也不要，而主张回到人类的远古蒙昧状态中去，过人和禽兽不分的生活。正如近人严复所指出的，“好古而忽今”的确是中国古代历史观的一大特点。

历史循环论在古代的影响也极大。它在古代中国有深厚的哲学基础。成书于周初的《周易》的历史观就具有很强的循环论色彩，六十四卦从乾卦开始到未济卦结束的排列，就是一个循环，未济意味着一个新的循环又将开始。传统社会一治一乱的兴衰变化，也使人们轻易得出历史循环的结论。《三国演义》一开篇就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是历史分合的循环说。战国秦汉时代，人们对夏商周三代历史进行总结，得出了三代循环的历史认识。司马迁认为夏代的统治尚忠，忠的弊端是小人粗野;殷人后来承之以敬，敬的弊端是小人好鬼;周人又承之以文，文的弊端是小人不诚实。矫正不诚实没有比忠更好的办法了，也就是说，要再度实行夏朝的主张。三王之道如是循环往复，终而复始。在各种循环论中，影响盛极一时的，当推战国末年邹衍提出的五德终始的历史循环论。邹衍认为，每一个朝代都要受一种“德”的支配或支持。“五德”即“五行”中的水、火、木、金、土的“德”，每一种“德”都有盛有衰，盛时就支持一个朝代，衰时又会使这个朝代灭亡，另一个“德”所支持的朝代又代之而起。比如“虞”即“以土德王”，夏“以木德王”，商“以金德王”，周“以火德王”，以此类推，循环不已。由于这种历史观在当时很有影响，秦王朝统一中国，就自以为是“以水德王”。西汉董仲舒虽说“奉天而法古”，但他并不是一般的倒退论者，他以“三统、三正”表述他的历史循环论。“三正”谓三代之正朔，“正”指一岁之首，即农历正月，“朔”指一月之始即初一。正朔有黑白赤三统，如夏为黑统，以寅(农历正月)为正月，以平旦(天刚亮时)为朔商为白统，以丑(农历十二月)为正，以鸡鸣为朔周为赤统，以子(农历十一月)为正，以夜半为朔。历史就是“三正”、“三统”的循环流转，每一朝代开始，均应“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意，表明王者受命于天，各统一正。东汉的《白虎通义》更详尽地发挥了这种观点，认为历史的演化就像连环那样周而复始。汉章帝将其钦定为“国宪”，这种循环的历史观也成为古代极有力的统治工具。

毛公鼎

　　该鼎腹内刻有499字铭文，记载了西周晚期的历史。

历史进化观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反对尊古卑今。它在中国也有悠久的传统。墨子虽重视古者圣王的历史经验，但在“古今”关系上与儒家对立，反对儒家的复古主义。法家极为强调古今之变，它的主要代表商鞅、韩非都认为历史是变化的，尤其是韩非，断言人类历史已经历了上古、中古和近古以及当今之世几个阶段，而且历史不断向前发展，那种赞美尧舜汤武的人是愚蠢的。基于此种进化史观，法家反对效法古人，反对礼治而力主法治。西汉《淮南子》认为社会历史因时而变，根本不必法古循旧。东汉王充提出今胜于古，汉高于周的论断，并试图探索国家兴衰治乱的经济根源。南宋陈亮在与朱熹的辩论中提出汉高祖、唐太宗是值得颂扬的人物，他们的历史功绩足以与商汤、周武王相匹。明代王廷相提出“道有变化”、“理随势变”的观点，批评“高谈往迹”的复古主义是“书生之迂阔”。王夫之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理势合一”的历史观。他认为“道”随时代而改变，社会历史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远古人类不知礼仪，饮血茹毛，以后才慢慢学会使用火，学会耕种，逐渐获得文明之光，并且不断走向现在，现在也将必然向更高阶段发展。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它的规律性。王夫之以理势合一来总结历史规律，达到了古代的最高水平。但应该看到，古代的进化史观常常是不彻底的，它往往与循环论交织存在于一个历史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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