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是国家活动的基础，如何管理好国家的财政经济一直是中国历代思想家的重要课题。“理财”一词最早见于《易·系辞下》，宋以后成为经常使用的经济学范畴。中国古代许多重要的理财观点和原则，在先秦时期即已形成。例如，在国家收入和支出的关系上，那时就提出了“量入以为出”的财政总原则。从国家租税收入方面来看，先秦各家除商鞅坚持重税政策外，其余都赞成轻税政策。一般都赞成对关市、关卡和山林不进行征课，在农业上主张农业单一税。在财政支出方面，先秦各家基本上遵奉“强本节用”的经济原则，并鼓励粮食储备。先秦各学派在理财上有两种对立的见解： 一、主张“藏富于民”，即在使人民富足的基础上充实封建国家财政。这主要以儒家为代表，国家的租税收入总是来自人民，因此儒家特别反对财政上的横征暴敛。他们还从生产与消费的对比关系去考察对理财的影响。二、主张“国富民贫”，这是法家提出的观点，即不惜让人民贫穷来充裕封建国家财政。此外，先秦各项理财措施中，按土地肥瘠、面积大小、位置远近或劳役轻重等来规定税收率高低的租税负担平均原则，财政开支方面的专税专用思想，政府应实行“平粜”或“平籴”政策的主张等，均对后世理财观念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另外，《管子》提倡在国家财政上尽可能扩大经营收入以代替征税收入，诸如制定价格政策，官府经营谷物买卖，实行盐铁专卖等，作为充裕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这一经济政策在此后2000年的封建社会里一直发挥着相当的作用。

汉代着名的理财家桑弘羊根据先秦的有关理论和原则，制定并推行了盐铁官营、酒类专卖等重要财经政策和措施，并首创均输和平准的货物运销政策。耿寿昌依据先秦平籴思想而创立的常平仓制度，也成为封建时期的一项重要理财措施。西晋时，傅玄面对封建赋税繁重的客观事实，提出赋税应遵守“至平”、“积俭”和“有常”的三原则，这是财政理论上的一个进步。西晋占田制则体现了按劳动能力实现租税平均负担的思想，并在北魏均田制中得到继承和发展。至唐代，由于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实行了一些重要的财政改革，如由封建劳役负担转变为实物或货币缴纳，由强制的征发转变为“和买”或“和雇”等。杰出的理财家刘晏还在转运改革上以雇佣劳动代替强迫劳役，在盐法改革上以私商自由经营方式取代官府专卖，由此标志着理财思想上的重要转折。特别是刘晏对财政和经济的关系，有较明确的认识，注意培养税源。韩愈将工匠制作器具和商人流通货财，看成与农民产出粟米丝麻一样，同为租税来源。这是对农业单一税思想的否定。另外，本时期财务行政概念的周密化，如由国家统一掌管所有财政支出，国家财政稽核职能的独立等，也是中央集权的发展在财务行政上的反映，并对后代封建财政具有不同程度的启发作用。尤其是杨炎，除坚持封建国家公赋应独立于封建君主的个人私藏外，第一次提出了“量出以制入”的新财政原则，即根据估计所需的支出数量去征收赋税。这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最早的创见。

汉集市画像砖

宋以后，有关理财问题的议论逐渐增多，但一般仍因袭先秦以来的传统论调而少有理论原则上的发展。最突出的是，地主阶级思想家中越来越多的人顺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对讳言理财思想倾向表示怀疑或进行批判。在如何理财的问题上，宋以后存在着各种不同观点。宋代王安石主张理财要同整个社会生产相结合;郑伯谦提出理财只需考虑国家财政支出，等等。宋以后理财观念的另一个显着特点是，随着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家专卖和经济干涉政策倾向日益减弱。如盐、茶、酒等以往多由官府专卖或控制的事业，逐渐变为招商承办或由私商自由经营，而封建国家只收取捐税或凭证费。越到封建后期，这种倾向越加明显。此外，两宋以来在封建国家的财政措施中广泛采用雇佣形式，这也体现了理财观念方面的发展和变革。就具体理财措施而言，宋以后在漕政、盐政和水利等问题上不断出现一些新的建议，元明以来还产生了许多这方面的专家。由于封建财政愈益集中，国家的会计制度也日渐受到重视。南宋郑伯谦建议主管会计稽核之职与主管财务行政之职分别由不同的官司掌管，并使前者权位高于后者，以便其充分执行会计监督职能。明代丘濬还提出了编造年度财政收支的周密步骤，颇类似于近现代国家预算的编制程序。总之，中国古代的理财观念具有很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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