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洪范》最早论述了幸福问题，提出了“五福”，即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攸好德”指遵行好的品德。尽管后来墨子等人都怀疑过“德”与“福”的关系，韩非子也曾说“全寿富贵之谓福”，但总的来说，古代对幸福问题的探讨仍是与道德牵连在一起的。如《易传》中说鬼神的好善憎恶决定了人的好善憎恶，人要求福免祸，必须迎合神的意旨，行善除恶。所以在许多民间传说、故事话本、小说戏曲中都反映了“修德行善以求福”的观念，这在儒家思想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在思想上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很少用“福”字，有人曾考证说《论语》中无一处用“福”字，《孟子》书中仅在引用《尚书》和《诗经》的文中出现过3次，《荀子》中有24处，但多为引证和评论。儒家经常使用的是“乐”字。“乐”，不仅指六艺中的音乐，也不仅指喜怒哀乐的情感，它更指人的一种精神境界。如荀子在《乐论》中称： “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 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故乐者，所以道乐也。”这样的乐，指的是一种理性与情感交融的精神状态或人生境界，是要经过长期修养才能形成的。儒家所追求的幸福不仅仅是“欲乐”，即物质感官上的满足，更表现为一种“道乐”，即精神价值层面上的幸福感受。孔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他自己亦是凄惶奔波，席不暇暖。但他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他主张一种“安贫乐道”的生活方式，认为贫穷并不可怕，关键是要找到安身立命之道，这样不论处于什么环境，都不会怨天尤人，所以他说“仁者不忧”。仁者即使粗茶淡饭，曲起手臂当枕头，“乐亦在其中矣”。颜回是他极为赞赏的一个学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孔颜乐处”反映了一种与道德高度统一的幸福感。以“道乐”为本的幸福观，不仅是一种德性的提倡，而且可转化为实现政和民睦、移风易俗的手段。所以先秦荀子特别重视“乐教”，专做《乐论》，其中说道： “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筹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从功能来说，乐能“治心”、“成性”，而就其所达到的精神境界来说，则可使人精神平和，衰气不入，这也就是“乐”的状态。“寻孔颜乐处”后来成为宋明理学家热衷讨论的重要问题。周敦颐曾说，富贵是人之所爱，颜回却不爱不求，这是因为他觉得道德比富贵更有价值，有了它，没有富贵也不会感到缺憾，相反，“道”作为一种强大的精神支柱可以使人产生一种很充实很平静的幸福感，人生的幸福即在心理上保持这种充实平和的乐之状态。所以儒家的“乐”即幸福感，是对精神世界的一种追求，而非物质欲望的满足。它与追求高屋华服、美女佳肴的享乐主义幸福观完全不同。

颜回像

然而儒家“孔颜乐处”的幸福观实在陈义甚高，能够真正实现这种幸福的也只有少数圣贤君子。尤其到了宋明时期，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几乎完全否定了现实生活中的感性物质的欲望，幸福与快乐更显得遥不可及。与儒家相对的是佛道的幸福观。道家和佛家都轻视尘世生活：道家宣扬通过“白日飞升，成仙成神”进入“福地”、“福界”;佛教视人生如苦海，认为死后的“涅盘”才是最高的幸福，人们只要供养布施、行善修德即可为自己争取死后的幸福。佛教传入中国后演变为禅宗，禅宗认为苦难是由于人们认识错误造成的，最大的幸福、成佛的“净土”就在自己心中，一旦觉悟，即可解晓，所以随处恒安乐，不必向身外去寻求西方极乐世界，这样原先佛教禁欲主义的色彩也淡薄了许多。佛道的幸福境界虽然超越现实，虚幻缥缈，但却深入人心，因为这毕竟反映了人们对幸福的渴望和对快乐的追求。禅宗的思想对宋明理学影响很大，朱熹、王阳明等人都融佛入儒。朱熹提出成人之道即在“存天理、灭人欲”，只要克止妄念，平息人欲，天理即可大明。王阳明提出“格心”之说，认为修养就是在人心中做去恶为善的功夫。在他们看来，人生的幸福即存在于对完善的道德境界的追求之中，而人生修养即在体悟人得之于天的“理”。宋明理学虽吸收了禅宗的许多思想，但它的幸福观在本质上是对儒家精神的继承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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