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着很丰富的经济思想，早在春秋时期，范蠡的老师计然就是一位了不起的经济思想家。计然的经济思想主要有：经济循环论、平粜法、价格论，其中所包含的经济学原理，在今天仍以某种形式在应用着。简言之，计然的经济循环论是用五行说来比附年辰，提出“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即农业收成有周期性波动，循环往复，其中就存在供求关系等经济上的规律。他的这种经济循环论对战国时期的白圭有直接影响。计然的平粜法是，为了备荒，由国家出面开设“官市”调济粮价，无论丰年、荒年就都能保持粮价稳定。平粜理论为战国李悝所继承和发展，以后历代王朝经常加以利用。计然的价格论是认识价格规律的理论，市场上某种货物价格上涨就会刺激人们生产出更多货物，生产过多，卖不出去，价格就会跌落下来。在我国古代，计然是第一个论述价格规律的人，对这种规律的把握，不仅是商业机会方面的话题，而且关乎国家的一切经济行为。利用计然发现的规律，商人从事商业活动，贱买贵卖，从中谋利。战国时期大商人白圭继而发展出“人弃我取，人取我弃”的经商原则。

《管子》 一书中的经济思想也很丰富，它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例如它的唯经济的道德伦理观点，对后人就颇有影响。其中两句名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即把抽象的道德伦理观念赋予了具体的物质经济内容，认为道德伦理观念不是超功利的东西，必须以具体的物质内容为基础。在财政思想上，它不仅主张实行“取民于有度”的“薄税敛”政策，还强调以国家垄断经营的方式来扩大国家财政来源，缩小强制的赋税收入，这充分反映了新兴商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另外，《管子》在财富和劳动观念上，非但认识到土地和劳动是财富的源泉，而且能从土地与劳动的结合上来考察它们在财富生产中的重要意义，从而得出了所谓“地非民不动，民非作力毋以致财。天下之所生，生于用力，用力之所生，生于劳身”的结论，说明天下财物都是人们在劳动中生产出来的，肯定了在财富生产中，劳动是决定性的因素。西方在18、19世纪之前，还基本上把财富和自然资源等同看待，在中国战国时代，《管子》的作者就具有这种劳动创造财富的观点，那是相当富于创见的。

儒家也不是没有经济思想，但它有所偏重，对后世影响较大的重义轻利的观念是儒家很重要的思想。所谓义是指一种社会道德规范，利是指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谋求。孔子虽然看重社会经济的繁荣，但已经主张重义轻利。孟子比孔子更进一步，只讲义而不讲利，他说：“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他认为讲利就会因争利而导致国家危亡。儒家的“富民”与“仁政”的思想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就孔孟来说，他们比较能看到统治阶级较长远的利益，对人民的剥削不主张采取竭泽而渔的办法。孔子主张“敛从其薄”、“使民以时”，赋敛要轻一些，徭役的摊派不要耽误农时，要求统治阶级不要过于奢侈，要注意节俭，他还主张“节用而爱人”。这些都是孔子把“仁”运用于经济领域的思想的例证。墨子和许行则又是另一种类型，他们都是亲身参与手工业和农业生产的思想家。许行反对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这种错误思想和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是有亲缘关系的，是生产力低下在观念上的反映，曾经遭到孟子有力的批驳。墨子的经济思想反映了下层人民的经济利益，这主要反映在“节用”、“节葬”的主张上。墨子提出为政要增加生产，要使物质财富成倍增长，并不需要扩张领土，只要尽量开发本国的资源，厉行节约，去掉不必要的开支就可以了。墨子还主张国家的财政开支要对人民有利。在先秦的经济思想中，比较突出、而且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法家。法家的经济思想以耕战为中心，提出了“重农抑商”和“奖励军功”的政策。他们确认农民的小块土地私有权，让他们安心于农战;同时规定除农战以外，别无获得官爵的途径。他们又对非农业活动抽重税以限制其发展，从而保证耕战政策的施行。为了奖励农民耕种力田的积极性，韩非反对“重赋敛”、“多徭役”，而主张“论其税赋以均贫富”，即通过国家赋税来缩小贫富差距。法家反对商业，这是小农经济国情的反映。不仅法家，许多儒家的思想家也大致持有相同观点，因此以工商为“末”的思想在我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思想中一直有很大的影响。但这种思想也一直受到有力的挑战，从唐代中期以后则不断得到纠正，以至于中国从宋代以后，商品经济相当发达，商品交换额和同期整个欧洲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总之，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具有很高的水平，尽管也有一定的缺陷，但其中的精彩部分很值得总结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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