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上自西周，下至明清，在有关教育的本质、目的、原则、方法等方面都有论述与探讨。西周时期，学在官府，教育主要依循周公旦提出的敬德保民、礼乐之教的主张。降及春秋战国时期，学术下移，诸子百家争鸣，各自提出了对教育的看法。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主张继承、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传统，以人文化成天下。孔子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对后世影响至为深远。他所提出的兴办私塾、有教无类、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因材施教、学思结合、不耻下问等教育思想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墨子开创的墨家提倡兼爱、尚同，主张爱无差等的德智与技艺结合的教育，突出生产技术经验的传习，强调以教育手段改变社会风俗和促进社会生产。以老庄为首的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无所作为就是大有作为，批判礼乐道德教育的消极作用，认为绝圣弃智、任其自然是保持和恢复原始氏族古朴文明的基础，因而注重人的生命价值和养生之道的修养。商鞅、韩非等法家人物则强调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政治和教育合为一体，极力主张充分开发个人的聪明智慧和个人力量，掌握耕战技术，以图强致富。他们认为儒家的道德教育作用有限，道德自律须以严刑峻法为背景。

儒墨道法四家的思想各有短长。汉武帝以后，天下以儒术为尊，儒学占了统治地位，导致经学兴起，儒家经典被官方定为文人为学的必读书籍，其中《礼记》一书中的《学记》 专门讨论了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学制、教学原则等问题，含有丰富的教育思想。魏晋六朝时期，经学相对衰落，道家思想复兴而为玄学，佛学的影响也日渐增强。玄学家的教育思想注重返朴归真的养生教育，强调内心修养。而佛学则注重人的性灵问题，提倡定性存真，以神秘主义的顿悟方式作为道德修养的途径。南北朝与隋朝交替时期的颜之推在其着作《颜氏家训》中大胆揭露、抨击腐败的士族教育，提出国家教育应培养各种有用的专门人才，强调把家庭教育提高到显着地位。隋唐以降，儒释道三教渐渐融合，科举制度日益完善，学习与功名利禄的关系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教育思想的发展。宋明之际，理学勃兴，其教育思想有理论化、系统化的特征。理学以振兴、重建儒学为出发点，因而把存养、扩充个体的德性作为人生的价值目标，把对四书五经的学习作为尊德性的必要条件，主张格物致知，读书穷理，以封建纲常、伦理道德规范自己的思想言行。理学认为道德教育是根本，知识教育是手段，要求内心体认与外在的知识见闻相结合，融知识教学与道德践行为一体。南宋理学家朱熹不仅治学有方，而且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读书方法。陆九渊和明代的王守仁则建立起心学教育理论体系。王守仁对儿童教育甚为关注，认为必须顺乎儿童本性，培养儿童求知兴趣，强制灌输的教育方式只能使儿童把学校当牢狱，视师长为仇敌。明中叶以后，以李贽为代表，思想界涌起了要求摆脱礼教束缚的个性解放思潮。李贽认为读书不能指定某种经典，反对以孔子言行为评判一切的标准，提倡师生之间师即是友、友即是师的新型关系。明末清初，经世致用成为知识界的共同意识，以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奋起斥责宋明理学的禁欲主义教育观点，反对八股科举取士，主张依人个性、顺其自然进行培养教育，建立人道主义的道德价值体系。颜元和李塨则提出“习行之学”的教育观，反对教育脱离实际，闭门空谈人性，强调实践的作用，认为教育应以“实事实物”为内容，并与现实社会的实际政治、生产生活、军事教化等紧密联系起来，致力于培养安邦治国的实用人才。

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有许多精华，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不过同时也应看到，中国古代教育大多以礼教德育为重，智力开发为轻，突出政治伦理，强调俯首顺从，影响了个人创造力的发挥。在教育原则和方法上也大多注重个体的内心体验与修养，追求内圣、顿悟境界，轻视或忽视知识的实际应用，对此应合理地加以批判和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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