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获得知识并把握本体，即传统所说的“为学之方”与“致知之道”，是中国古代哲学家十分关注的方法论问题。不同时代、不同哲学家从不同角度探讨方法论问题，常发生争论。围绕着方法论的辩争在古代有五次高潮：先秦的名实之争，魏晋言意之争，隋唐佛教顿悟渐悟之争，南宋朱陆“道问学”与“尊德性”之争，明清知行之争。

“名实”之争是先秦百家争鸣的重要内容之一。“名”，指名称、概念，“实”，指事实、实在。孔子提出“以名证实”，认为必须严格遵循既定的名分和规范行事，不可逾越。孔子的“正名”主要是政治主张。而墨子则明确地将“名实”关系作为哲学问题提了出来，他主张“取实予名”，认为仅仅知道名称，还不能算有知识，重要的是在于能认出名所指的实来。老子不同于孔墨，提出“无名”论，认为“道”处于“无名”的领域，名言、概念不足以表达它; 庄子一脉相承，认为名是从属于实，由实派生的，且不能完全合乎实，所以“圣人无名”。后期墨家主张“以名举实”，认为概念名称是摹拟实在的，并且还是灵活多变的，反对公孙龙《名实论》中把“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绝对化。荀子着《正名》篇，提出了“制名以指实”的命题，强调名与实的一一对应，并且还指出名与实的关系并非是固定不变的，名称概念要适应变化的实际，名言作为社会现象，是历史地约定俗成的。韩非继承荀子的思想，提出“循名实而定是非”，即根据概念和实在是否一致，来判断一个人言论的是非。经过这些论争，先秦末期，“名实”问题在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上达到了初步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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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老子首先提出了“言”和“意”能否把握“道”的问题，其后庄子更从抽象与具体、静止与变化、有限与无限三方面的矛盾出发对此加以质疑。到魏晋时，王弼进而发展成“言不尽意”、“得意忘象”的思想。王弼认为语言不能完整地表达思想，认识了世界的本质就可以忘掉具体的物象，如得鱼忘筌，得兔忘蹄。他否定认识起源于感觉，并认为只有圣人才能有把握本质的可能。欧阳建则写《言尽意论》，与王弼针锋相对地指出，主观的名称和语言都是随着客观事物的变化而变化的，名言不仅可以辨别事物，还可以表达思想，强调了言与意的统一性。“言意”之辩是先秦“名实”之辩在逻辑学方面的进一步发展，并一直贯穿了整个古代哲学史。

佛教中的“渐悟派”认为必须严守戒律，长期修习才能达到对佛教真理的觉悟，“顿悟派”则主张无须烦琐仪式和长期修习也可豁然觉悟，体认佛理。南北朝时竺道生首倡顿悟说，在当时就引起了争论;隋唐时顿、渐之争更为激烈，甚至刀兵相见，逐渐发展为南顿北渐的模式：南宗慧能提倡顿悟，北宗神秀力主渐修。朱熹的“豁然贯通”之说在某种程度上即受禅宗顿悟说的影响。

“鹅湖之会”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一次着名的哲学辩论，中心问题即“为学之方”，也就是如何培养人的问题。朱熹注意从“道问学”入手，通过一日格一物的逐步累积而致知。他强调要广泛地考察求索，在博学的基础上，精思明辨，如此才能推类以通。陆九渊则以朱熹的工夫为“支离事业”，他主张“先立乎其大”，“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的“尊德性”之法。他从“心即理”出发，提出理在每个人心中，只需反省内求的“简易”、“直捷”工夫即可获得。他说： “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首先要存心，一旦“发明本心”，就“自昭明德”，自然明理了。明代王阳明继承陆九渊的思想，进一步否定了朱熹的方法，提出格物即“格心”，一个人唯一重要的努力是“致良知”的学问和践履，而不是首先追求知识。他的方法仍是以反求内省的直觉法为主，与孟子、陆氏兄弟的思路一致。

“知行”之争自先秦延续下来，到宋以后更加突出。宋代程朱学派主张知先行后，强调知的决定性地位，明代王阳明虽然提出知行合一，但实质上，他的行并非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活动，他“行以为知”，以知代行。明清之际，王夫之从理论上系统研究并总结了知行关系，建立了“行先知后”、“行可兼知”、“知行相资”的知行统一学说，突出论述了行优于知、高于知的思想，并认为知行是同功并进的，认识是一个循环往复、无穷发展的过程。他的知行观达到了古代哲学的最高水平。

方法论之争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史，思想家们针锋相对的辩论是在融汇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后人又继承和发展他们的观点，从而不断丰富和深化了中国古代的方法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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