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是指无形的规律和准则，器是指有形的具体事物或名物制度。道器作为哲学范畴，最早是由老子提出来的，老子认为道是万物之宗，存在于万物之先，产生出万物。万物的生成，是作为原始唯一的存在“道”分裂变化的结果。道分裂变化生成器，老子从数字上描述其过程是，由一到二，由二到三，由三至于无数。道不仅是产生世界的总根源，也是脱离物质独立运行的抽象规律。中国古代的重要哲学典籍《周易》继老子之后明确提出了道器的区分，认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是乾坤和阴阳变易的法则和规律，是无形的，故称为“形而上”;而器则是依据道而生成的有形之物，称为“形而下”。这个说法同该书另一说法“一阴一阳之谓道”一起，成为后来道器之辩中常被引用的论点。先秦时期庄子和韩非也论及了道和器物的关系。庄子认为道无所不在，甚至在蝼蚁、稗草、砖瓦和尿溺中也存在。道使万物成其为万物，但自身并非一种物，它先于物质、独立于物质而存在。韩非吸取并改造了老庄之道，认为道是万物之所以然的总规律，并体现在自然万物之中。

唐朝时孔颖达称无形者为道，有形者为器，认为道先于器，器因道而生。他借用有无、体用来加以说明，认为道是天，是体，器是有，是用。但与他同朝代的崔憬则认为器为体道为用，说天地万物皆有其形质，形质则有体有用，主张道依赖器而有。在宋代，开始展开对道器关系的争论。道器关系常与理气关系交相使用，哲学家们视不同场合或用道器或用理气，二者的含义差不多，另外也同体用关系有联系。张载以气化为道为理，认为理是气之条理，道是自然万物的和谐秩序;道是无形的，是气化的过程，道依于器(理依于气)。程颐、程颢反对张载以天为太虚之气，认为天即是理。程颐认为阴阳是气，是形而下者，使阴阳之所以然的理是道，为形而上者。阴阳之气作为形而下之器，受形而上之道的支配，而且形而上之道是阴阳之气的根源。朱熹继承了程颐的看法，赞同称有形之物为器，称无形者为道，但他又认为道器在具体事物的形成中不可分离，因为任何物的生成既须有道作为其根本之理，又须有气作为其资具，只有道器(理气)两相结合才能产生具体事物。程颢认为道器都根源于人心，不必加以区分，只要人心把握了道，则道与器和同为一，道亦器，器亦道，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陆九渊继承了程颢的观点，不同意朱熹区分形而上与形而下，认为说一阴一阳便已经是形而上了。与理学派相对立的事功学派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薛季宣以器为体，以道为用，认为器是道之处所，道寓于器之中。陈亮和叶适也持这种看法。陈亮认为道与事物并不分离，而是存在于事物之中，且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道。叶适认为道在器中，两者都在变化，不考察事物的变化便不能认识道的变化。

宋代关于道器问题的争论，为明清之际王夫之进行总结奠定了基础。王夫之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道器观，提出了“无其器则无其道”的唯器论。他认为道器不相分离，无形之道不能脱离有形之气。道是器之道，而不是器是道之器，没有弓箭便无射道，人类出现之前洪荒时代则无圣人之道。王夫之反对理学家用形而上、形而下把道器分离为二，提出器本道末的观点，明确指出道作为规律和原则从属于事物，而不是事物从属于规律和原则。同时，他认为道随器的变化而变化，没有亘古不变的道。另外，王夫之还从认识论角度指出，“尽器则道无不贯，尽道所以审器”，主张从具体事物中归纳出一般之道，再由此一般之道去认识更多的个别事物。由此他提出了尽器难的观点，认为把握具体事物难于了解一般原理。

道器范畴实际上具有一般与个别关系的含义。客观唯心主义如程朱理学认为一般之理是独立存在的实体，可以脱离或先于个别之物而存在;主观唯心主义如陆王心学则以心为道器的根源;唯物主义者如王夫之则认为个别之物是客观存在的实体，道为个别之物的规律，认为一般寓于个别之中，并随个别变化而变化，否定永恒不变的抽象原则。

道器说对近代产生了影响。郑观应主张道本器末，认为道就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伦理纲常，器就是西方科学技术。谭嗣同进一步以体用论述道器关系，认为道是用，器是体，只要确立了体，用就因之自然而行，器存在，道就不会亡，器变，道也变。两种观点代表了近代中国变法维新的不同阶段，都是试图为变法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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