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读传家”是中国古代根深蒂固的治家观念，深深扎根于古代文化传统之中。“耕读传家”的观念，与古代的社会结构是一致的。中国古代社会有一种基本的构架： 以农养天下，以士人治天下。换言之，养天下须重农耕，治天下须重读书。农业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根基，统治者对此深有认识，故把“重农”作为安邦兴国的基本方针。《吕氏春秋》里讲： “霸王有不先耕而成霸王者，古今无有。”汉文帝刘恒诏曰： “农，天下之本也。”春秋战国以来，“重农”已成为君主既定的兴国之策。古代的王者也看到了读书人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作用，于是采用各种方式把读书人中的佼佼者吸收到统治阶层中来，置其于权位，供之以俸禄，使读书人为其所用。统治者的这种重农耕、尚读书的长久治国策略影响到民间社会，就体现为中国家庭中的“耕读传家”的观念与实践。“耕读传家”表达了家庭自身的利益。

中国人自古就有尚农的传统，把农桑视作生存之根。《周易》里有言： “不耕获，未富也。”从秦开始历代统治者的重农抑商政策，更把人们牢固地牵制在土地上，以农耕作为根本的生活手段。几千年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结构一直没有根本性变动，就后者来说，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整个封建社会占据了支配地位。长期的积淀使得古代中国人树立了一个牢固的信念：农耕是最牢靠、稳定的生存手段，除非万不得已是不能够放弃的。通过工商业致富或为官发财的人，最终也以购买田产为根本之计，因相比较而言，这乃是最稳当的保存家产的方法。重农恋土之情实发自古代中国人的肺腑。无怪乎古人把“耕”作为传家之一本。至于读书，对一般庶人家庭而言，同样具有重大意义。“学而优则仕”，读书人可以通过入仕谋生，乃至发财致富，又可以光宗耀祖。孟子讲： “士之仕也，犹农之耕也”，即言读书人做官可以像农夫耕地一样谋生。《战国策》里讲，农耕有十倍之利，而从政做官之利则无可胜计，此对庶人诱惑可谓大也。其次，读书做官可以展抱负、建功业。在古代中国，一个人要成就点事业，路是很狭的，最便当且被社会认同的路径，便是读书做官。再次，读书可以求学问、修心性，担当天下道义，成为贤人雅士。纵然读书一无所成，也有农耕为根，生存不足为患。可见“耕读传家” 一训，既有重生计之“俗”，又有求高洁之“雅”，实乃一种融雅俗为一体的生活智慧。它是古人在重农尚仕的社会之中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治家方式和生存方式。“耕读传家”作为观念深植于传统文化之内，几千年来一直为世人接受，直到近现代，社会状况大变，其影响虽不可能如以前之巨，但作为一种极为悠久深远的传统，还对现代中国人有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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