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的人生观以老庄为代表，老子持消极无为的人生态度，庄子则把老子的思想作了极度的发挥。庄子和老子一样都反对儒家的仁义说，他以自然人性论为理论根据，对仁义的桎梏人心作了进一层的批判。他认为人性原本“素朴”，是无知无欲的，仁义的提出和推行，恰恰破坏了人的素朴天性。在庄子看来，现实的人生是处处为物所役，为物所累，这样的人生，活着不死也没有益处。庄子志在探究人生究竟，要求摆脱世俗事务对人生的桎梏，从而提出了人生观的一个重大问题，即人的“自由”。庄子是寓言大师，他用寓言来说明自己的观点： 生活在草泽中的野鸡，虽然走十步才啄到一口食，走百步才饮到一口水，但它并不祈求被关在笼子里受人供养照料。畜养在笼里固然可以饮食不愁，长得健壮，但却丧失了自由。庄子的寓意很明显，他对现实的人生极为不满，而向往理想人生状态——自由。他既然把现实社会看作是樊笼个人身心的“不善”之物，这样就把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突出了人的个体存在。因而他所向往的人生自由，无非是人的个体自由。相对而言，老子虽有“成私”、“身存”的观点，但就其总体倾向看，仍是以探求社会之治道为主旨。庄子所能找到的人生自由，只能存在于主体本身的内心自由之中，即所谓“逍遥游”;实现这种自由的途径和方法，也只能依赖于这一玄虚的内心自由。这决不是在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和在对客观世界进行物质改造中所获得的自由，恰恰相反，是通过对客观必然性的自我超脱，或者叫做主动问避而获得的自由。这种自由，只能是在想象中的神游，所以庄子又称“逍遥游”为“游心”。

超世的自由，就得通过超世的方法和途径来实现。庄子的相对主义，就是一种他在哲学上的解决方法，而相对主义和他的人生观是互为因果的。生死问题在庄子的人生观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他的相对主义观点看来，生死一瞬息，都没有质的稳定性，因而生与死的界限，也是无法确定的，生与死也就没有质的区别。庄子又是彻底的自然主义者，在他看来，人与自然界的万物一样，同是出于造化之功的一件事物而已。现实的人生既然充满着痛苦和悲哀，庄子就把死作为人生自由、幸福的最后归宿，这完全是人生悲观主义。庄子认为万物的量是无穷的，其存在的时间是无止境的，它的得失界限是变动无常的，始和终也是转化不定的。他根据事物的相对性，肯定了人们行为的时(时间性)、俗(空间性)，进而认为对行为的善、恶评价也必须因时、俗之变而异，即相同的行为在不同的时期和世俗条件下，会有不同的道德价值，从而肯定了道德评价和道德价值的相对性。这固然具有合理性，但庄子的目的并不在此，他从事物的贵贱因时、俗而异出发，进而夸大这种相对性，得出了“物无贵贱”的结论，认为事物根本没有质的稳定性，这样就在善恶观和价值观上完全陷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

总之，庄子人生论的根本目的，是要在现世中求得身(性命)心(精神)两全。但他的“逍遥游”的自由只是使心(精神)解脱了世俗的桎梏，却不能使身(形体和生命)免遭世俗的累患。因此，庄子的人生论还没有达到逻辑上的自我完满。庄子的人生论是一种以保全自身为宗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哲理。他通过对人为物役现象的批判，肯定了人的个体存在，并由此强调了个体的独立人格，反映了他对人的个体存在的自觉意识。庄子的人生论与宗法等级制相对立，显然是对抑制甚至抹煞了个体存在的封建伦理观的否定。但庄子把解脱人生桎梏的实现，寄于玄虚的内心自由，这就产生了很大的局限。庄子思想对部分士大夫知识分子来说，既满足了愤世疾俗、自命清高的心理，又适应其软弱无力、但求自保的品格。所谓“顺世安命”的处世方法，实际上是承认并安于现状，因而可以与儒家的“乐天知命”、“安贫乐道”等观念结合起来。所谓“与时俱化”，在现实生活中，也可以导致随波逐流、无所作为的作风;而清高傲世又往往成为愤世者自我陶醉的精神逃避，实际上丝毫也改变不了世俗。但是，庄子人生观毕竟也有积极的意义，它可以使人对社会的恶势力保持批判的距离，使人对个人人格独立保持自觉的意识。在历史上，庄子的人生观与儒家思想进取的人生观互为补充，对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人的生活方式和性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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