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起源，是历来学者争执不休的一个问题。有人认为起源于唐人的近体诗，有人认为起源于隋炀帝的《纪辽东》，有人认为起源于梁武帝的《江南弄》，有人认为导源于先秦时的《诗经》……各种意见所持角度不一，而词的“血缘关系”与形式特征又比较复杂，所以横看成岭，侧看成峰，虽各有其是，但亦都不免偏颇。

词是一种配合乐曲歌唱的新型格律诗体，原叫曲子或曲子词，有着既从属于音乐又从属于诗歌的双重属性。词的产生和形成，与音乐、诗歌各自的发展及诗乐结合方式的演进有关。

从先秦至唐，我国古代音乐的发展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汉魏以往的雅乐;二是六朝流行的清乐(清商曲);三是隋唐流行的燕乐(宴乐)。燕乐是隋唐的新兴音乐，它是随着我国疆土的统一、交通贸易的发达，由边远地区少数民族乐曲和印度等外国乐曲与中原的原有乐曲交融而形成的一个新的乐曲系统。比起只是歌颂帝王功德的雅乐和一味沉溺于情爱的清乐，燕乐则显得丰富多彩。它的乐曲名目数以百计，而且情调各各不同，旋律灵活多变，节奏疾徐不一，近50种乐器的演奏，更是锦上添花，使之焕发出五光十色的光彩，因而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喜爱。词的兴生和形成，深受燕乐的影响，燕乐中的许多乐曲，即是后来的词调。

另一方面，我国诗歌发展至唐，也进入了黄金时代。诗坛不仅名流辈出，佳作如云，在题材、内容、风格、表现手法等方面多所建树，而且，诗歌的形式也获得了长足的进展。诗歌句式是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众体具备，诗歌声律也日益讲究四声、平仄的交错更替，妥帖安排，大大增强了诗歌的节奏感和音乐美。这一特点，突出地体现于初唐开始形成的近体诗上，也为词体的形成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诗歌与音乐结合，在我国是自《诗经》起就已形成的一个传统。汉魏六朝的乐府诗都是这一传统影响下的产物。然而，由于在唐以前，诗、乐形式本身的发展不足，诗乐结合尚停留在勉强相就的水平。而随着唐代诗、乐形式各自的长足进展，诗乐结合的水平也日益提高。词，即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步生成的。

最初与燕乐结合的诗歌，有五、七言律绝，也有齐杂言诗体。从诗词承变关系讲，它们是词的两支源头;从声律句式看，它们或已具有词体的某方面的特征，但与成熟后的词体又有一定的差别。拿五、七言律绝来说，因其内在的音乐性与节奏性与乐曲音律较为接近，所以常被伶人配乐曲传唱，如王之涣的《凉州词》等。然而，因为是诗歌配以乐曲，诗成在先，诗歌固定的篇幅、句式、句数、字数与乐曲的体制、拍式、句数、拍数不尽相合。为解决这些矛盾，唐人采取了不少办法：或是尽可能选择诗乐形式比较接近者相配，或是裁截律诗，或是重复歌唱诗句，或是集结几首诗于同一乐曲之下，或是增添和声、虚声、泛声……以使诗歌尽量向乐曲靠近。这促进了由诗到词的形式递变。拿杂言诗体来说，因其句度原本就长短不齐，比近体诗之整齐方板稍胜一筹，但其声律宽泛无定，不如近体诗之节奏鲜明、音乐感强。所以，从盛唐开始，依据乐曲填写句式长短不齐的歌词也开始讲究声律平仄。李白的《清平乐》及敦煌曲子词中的一些民间作品都反映出了这种尝试，至中唐已形成风气。中唐时期的文人词或民间词，不惟句度参差，而且声律错互，标志了词体的形成。

由于词早先与乐曲关系密切，所以每首词都有一个音乐性的调名，如《望江南》、《浣溪沙》等，叫做词调。南宋以还，词与音乐的关系日渐疏远并最终脱离了音乐，词调就仅仅作为词在文字声律上的一种规定，而不再具有音乐上的意义，所谓“调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词调名称不同，其形式上的规矩也就不一样。

不同词调的篇幅长短差异颇大。最短的是《苍梧谣》，只有16个字;最长的是《莺啼序》，有240个字。明代顾从敬把58字以内的词调称为小令，把59至90字的词调称为中调，把90字以上者称为长调。其分类标准并不科学，但习用已久，今人依然沿袭。

词的体段有数种。有些词调只有一段，称为单调(如《如梦令》)，有些词调分两段，称为双调(如《江城子》)，有些词调分三段(如《兰陵王》)或四段(如《莺啼序》)，称作三叠或四叠。各种体段中，双调词最为常见。通常把双调词的前一段称为上片或上阕，把后一段称为下片或下阕。下片首句叫过片，如其与上片首句句式相同，叫重头; 不同则叫过变或换头。

词的押韵比近体诗远为复杂。有的词调押平声韵，有的词调押仄声韵(入声与上声、去声尚有分别)，有的词调则既有平韵体也有仄韵体，有的词调则规定平韵、仄韵交替错互，有的词调还规定要押句中韵……总之，每个词调，都有其独特的押韵规定。欲知其详，只有翻检词谱。

燕乐大都演奏于酒宴饮席，锦瑟彤管时常与觥筹交错、依红偎翠相伴相随。乐曲要求它的歌词内容和情调也适合这一环境。因此，早先的词，大都产生于酒席间，内容往往是男女之情，以适应听者的娱乐需要。此中消息，从最早的两本文人词总集《花间集》和《尊前集》的命名便可知晓。北宋时，词只宜描写男女之情已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所以，北宋词依然沿循旧习，侧艳之作十有六七。而苏轼及后来的辛弃疾的作品之所以被人视为别调，不是“本色”，原因之一即是他们作品的题材内容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艳科”的牢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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