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观念中，特别注重个人的自我修养，尽管各家各派的修养内容和修养方法不尽相同，但重视自我修养这一点是一致的。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根本上说，中国的哲学主要关注人生问题，而不太注意不具有人生内容的纯粹形式问题，或者说，中国古代的哲人往往不脱离自己的人生活动而沉浸在抽象的思辨之中，没有个人行为见证的理论并不能被认为具有可宝贵、可重视的价值。所以，从思想史上看，各家都从个人对理论的身体力行来完成各自的学说系统。儒家关注促进个人价值的自我实现，要人成就理想的人格，这当然需要个人修养的观念;儒家关注社会和国家的和谐与秩序，这又是建立在扩大了的自我修养的基础上的。儒家的“大学之道”中关于修、齐、治、平的阐释，以及历代许多儒家思想家都清晰地表明了这种自我修养的重要性。道家的庄子或杨朱，持反社会的立场，但他们对于个人生命的关注，可以导出道家、道教的养生修炼这种自我修养方法。中国化的佛学，其实践性也是很明显的，中国佛学的目的就在于实际解决人生的根本问题。总之，在中国并没有一派哲学或思想家认为哲学只是一种思辨的活动，而是都注意实际训练、教育或改变人，使人成为一较好的存在，并对自身同天地万物的关系具有某种较完善的见解。

儒家的自我修养的理论或自我实现的理论，其影响巨大而深远。在孔子看来，要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实现理想的社会伦理模式，就必须靠志士仁人的不懈努力，他自己的一生实践就是一个极好的证明。担负着道义使命的君子，就必须“修己以安人”，先要诚心、正意地修身，以此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到了宋代，朱熹发挥了居敬察省的道理。所谓敬，就是念念之间存一个郑重而不苟且的态度，对人、对事、对学问、对根本的义理，都郑重其事，做到时时反省检查自己，这就是修养的工夫。朱熹认识到修养观念对于一个人实现理想人格的重要性，所以他把《礼记》中《大学》一篇单独拿出来，列为“四书五经”之首。《大学》为什么如此重要?在于它强调了自我修养的八个步骤，并以世界和谐为其终极目的。头两个步骤是诚意、正心，这说的是立志;接着两个步骤是格物、致知，其目的在了解世界;其次一个步骤是前四个步骤的总括，即修身，其目的在使自己变得完满，好使自己能肩负起社会和政治的责任; 最后三个步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其目的为在社会中实践自己的德行，在实在关系中实现一个人的潜能。《大学》是每个读书人接触的第一本经典，具有发凡启蒙和确定宗旨的作用，可以说后来整个中国文化的方向是以它为主导的。从大学之道可以看出，儒家自我修养和自我实现的历程包含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成己”，然后扩大为“成人”;二是把人内在的成就与外在效果统一起来。这种使一个人由内发乎外的修养历程的统合也就是所谓“内圣外王”，个人向着圣贤方向努力，国家社会则日益实行仁义的“王道”，而不实行势力压制、利益驱动、诈术控制的“霸道”。儒家固然是很明显地表现了以修身来达致治平的理想，道家和佛家也可说为具有通过成己来成人的实效主义，中国化佛家的成佛的理想和各类高僧大德的说教，都是一种实效的训示，透过个人自我修养的努力来达致全体的人生解脱，即所谓普度众生、乐利有情。虽然道家基本上停留在个人本位上，然而在老子的设想中，统治者不必是神仙，他只要在实际生活中经过道家观念的修养，就可以符合玄妙的道，遵循道就可以为大众谋得福祉。历史表明，道家的理论确实曾指导后来的道家政治家处理国家和社会的各种问题，并且曾取得像西汉初年那样的良好效果。总之，中国的传统主张人能通过自身的努力而达到终极和至高完美的境界，不论称其为圣贤、真人、菩萨，其实质在某种意义上是一样的，即人人应该而且可以做得到，人能止于至善而无须超离他自己所处的世界。因此说，在中国古代，哲学化的自我修养就代替了宗教的膜拜和对至高神灵的需求。在自我修养实效主义作基础的道德哲学下，中国人的心灵虽具备了西方宗教的功能，但却不会招致西方宗教中独断主义的灾难。这是非常可注意的传统遗产。此外，现实社会的不完善性，使得实现“外王”之类的目标往往落空，这就更有强调“内圣”的必要了。个人要经受得住外界种种的考验而不致于流荡无主，关键要树立起对“道”的坚强信念和进行艰苦卓绝的意志锻炼。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努力依靠自己内在的驱动力，来践履他所信奉的道义，成为支撑中华民族的脊梁，使中华文化也因此得以在世界历史的相当长时期内保持领先地位，直到今天还巍然独存，并具有罕见的自我更生能力。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zhonghua/20221229856.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