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关于个性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最古老的历史文献《尚书》中有一篇《皋陶谟》、就专门讨论了个性问题。尽管此篇作品的产生年代可能不像书中所讲的是大禹时代，而大约是战国秦汉时代，但是，能在当时提出关于个性的系统分类思想，已属难能可贵。《尚书》非常重视个性鉴别，目的是为了知人善任，治理国家。既然了解下属、人民需要领导者自身具有睿智厚德，那么对于这样的领导人才的鉴别选拔，显得非常郑重其事就很自然了。书中提到了“九德”，即九种优秀的个性特征，具体包括： “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按我们今天的理解，这些性格是：宽容大度而又能严肃敬慎，性情温和而又能坚持主见，谦虚随和而又能庄重高贵，处事干练而又能一丝不苟，柔顺自抑而又能坚韧果敢，正直不阿而又能态度温和，达观知要而又能严于律己，禀性刚直而又能杜绝鲁莽，能力高强而又善良守义。《尚书》的个性差异观念，以及从政治角度出发的人才观在魏晋时期刘劭的《人物志》 中得到继承和发展。此书从人才学角度论述了人的个性差别，概括起来说是把人分成三种，即“兼德”、“兼材”、“偏材”这样的三材。具体而言，又有八材和十二材之分。八材以及所具有的个性能力分别是： 清节之材有自任之能，法家之材有立法之能，术家之材有计策之能，智意之材有人事之能，遣让之材有行事之能，伎俩之材有权奇之能，臧否之材有司察之能，豪杰之材有威猛之能。十二材则是在八材的基础上又增加文章、儒学、口辩、雄杰四种类型，使之超越纯粹的政治人才观念。《人物志》的特点是把阴阳五行的宇宙生成学说和人的性格特征作了系统的联系，尽管这种观点不是它的发明，但它无疑是比较系统和理论化的。由五行推出人的五种基本性格，即木—弘毅、金—勇敢、火—文理、土—贞固、水—通微。由五行在十二月令的周行推出个性的十二种类型，即强毅之人、柔顺之人、雄悍之人、惧慎之人、凌楷之人、辩博之人、宏普之人、狷介之人、休动之人、沉静之人、朴露之人、韬谲之人。这些个性特征就比较具有抽象性，而不单纯是从人才角度着眼。《人物志》对这些个性的优缺点，也作出了比较辩证的分析、评价，表明中国古人对于个性问题已有了相当深邃的思考。

我们都知道孔子善于运用因材施教的原则和方法，这源于他对个性差异的理解把握。孔子不仅指出仁者和智者、君子与小人之间的不同心理品质，而且对人们在性情、志向、智力、能力等方面的个性差异，也作了许多分析。在性情方面，孔子提出了进取型的“狂者”、有所不为的“狷者”、无过无不及的“中行”三种性格类型;在智力方面，孔乡村学堂子把人的个性差异分成“上智”、“中人”、“下愚”三类。所谓生而知之者，不过是孔子虚设的一类，连他自己都否认自己是生而知之的，所以他所谓的上智就是智力超常者，下愚是智商很低的一类，大多数人居于二者之间，是中人。这种划分是符合实际的。孔子又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就不是把个性看成一生不变的东西，而强调了可以通过教养和实践而发生变化的观念。孔子以后的思想家往往以为孔子强调成人的先天属性的不可移易性，以至于出现唐代韩愈所谓“性三品”这种武断的、不可更改的划分。东汉王充尽管也把人的性情、品质分成上、中、下三等，但他同时继承了孔子的通过教化可以改变的倾向，重视后天环境对人的个性的影响。到了理学家朱熹的时代，则认为人是禀气而生，因而各有“偏处”，人的气质之性是“有昏明厚薄之不同”的，这固然强化了宿命论的倾向，但理学家也有可贵的一点，他们极端注重个人的修养工夫，以此改变气质之性而达致天理。这当中隐含着矛盾，因此朱熹后来也认识到把君子、小人之分视为天生的说法是不合适的。此后一些思想家，包括理学中的心学一派王阳明、李贽，以及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王夫之、戴震，都较多地肯定人的气质之性。清代的颜元，就突出地强调气质个性差别的客观性，他甚至还明确主张不同个性应予引导发展，而决不能压抑个性。他认为每个人都应从自身气质个性的特点出发，来获得充分的人格发展，这样所达到的高尚境界是真正没有弊端的理想境界。从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儒家传统当中也是完全可以容纳、尊重个性观念的。从道家一系的个性观来看，庄子十分强调人的个性张扬，要人不要违背个性自然。然而对道家个性观的继承，也有不正确的方式，例如魏晋时期的郭象注释《庄子》，就把“性各有分”推向“各安其分”，消解了人格独立、个性自由的意义，相反强化了消极的一面。所以，我们不应简单化地把儒家传统等同于压抑个性，把道家传统等同于张扬个性，而应该在中国古代传统思想中全面地发掘尊重个性、发展个性的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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