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政治的主流观念是儒家的德治主义，即推行仁政，实行王道; 历史上的实际状况是德治主义时盛时衰，在为政以德的口号之下也隐含着专制强制手段的运作，即所谓阳儒阴法。从思想源头看，德治的主张并不是由儒家最早提出，但它是儒家所推崇的先辈圣贤的主张，故而在思想体系中从来是可以归属于儒家的。西周初年，主要是孔子所极力崇拜的周公，提出了 “天命”、“敬德”、“保民” 三者相统一的政治纲领，这实质上是要改变殷商时代的天治主义政治观念，淡化以至取消宗教迷信在政治中的作用，把宗教、道德、政治融为一体。这一新的政治理念当中最关键的一项，就是 “敬德”，充分体现了周人对道德作用的自觉和重视。“德”在周人眼里，主要是指君德、政德，因而称美德如 “先哲王德”，显然带有浓厚的贵族色彩，与后来儒家的 “德” 相比较，还不具有社会的普遍性。但是，他们对于君德作用的认识，无疑已经具备了后来儒家所主张的意义，即具备了儒家所主张的“德治主义”的雏形。周人所确立的德治主义政治观的取向，有三方面的内容： 一是对于祖先要严格遵守祭祀的仪式礼节，对先祖、上天持有恭敬之心。这实际先师孔子行教像上是把祭祖、祭天的宗教畏惧与崇拜心理，改造成道德感情，使之成为利益整合的全民共同意志的基础。二是统治者自己要加强自身的品德修养。周公在《尚书·康诰》里说，治国要谨慎，不要有怨恨情绪，不要采用错误的政策和不合国家根本大法的某些措施。统治者要修明自己的道德观念，心中树立正确的宗旨，随时反省自己的行为，在政治上不单只见一时的利害，还要考虑长远的道德意义，这样才能使国泰民安。三是对被统治者要实行德政，其主要内容就是“惠民”，用现代的话说，就是给人民谋福利。具体政治措施也是三项：其一，对于百姓，尤其是对无依无靠的鳏寡孤独应多方爱护，施与恩惠。对被征服的商朝遗民要实行宽大政策，并缓和阶级矛盾，勿使人民怨恨不满;其二是德教，对人民不是简单地压服，而是进行道德教育，千方百计使百姓心悦诚服。主要是训导他们要孝养父母，遵循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宗法道德规范，以此造成一个秩序井然、道德风气优良的社会。其三是慎罚，即量刑要适当，还要考虑犯罪动机和悔罪态度。知道悔过，可以从轻发落。不可根据统治者本人的主观意愿行事。以上所述周人关于“敬德”的三个方面和治民的三条政德，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儒家“德治主义”的思想来源。

在德治主义观念中，通常的关于国家职能的概念变得十分模糊，国家仿佛不是一个阶级压迫的工具，也不专注于反抗外族侵略的任务，德治国家好像是一个巨大的家政培训班，一个巨大的慈善机构，以及一个道德法庭。德治主义何以能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的传统，主要是因为中国社会是宗法社会，宗法社会的弊端我们已经作了许多批判，但它至少在某个方面是对推行仁政有帮助的。国家如果像一个放大的家庭，那么家庭生活的特点就必然体现在国家政治之中。前述周人国家的慈善功能、教育功能、温情主义，都是由此而来。这样来理解，那么上述功能由国家承担，就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了。儒家德治主义政治观成为中国古代主导的政治理念，孔子为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孔子以“仁”为核心，对“周礼”作了继承、补充和修正，使仁、礼、政三者统一起来并具有了调和主义的性质。孔子的主张是强调主观修养的“仁”扩展到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上，即要求人们自觉地接受“礼”的制约。孔子讲“仁”及“忠恕”，似乎在个人修养方面讲得较多一些，孟子继承孔子仁的学说，更多地把它应用于政治及社会。“仁”的重要内容是“不忍人之心”，就是要将心比心，从而具备不忍看见别人痛苦的心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样的“仁政”就是统治者把自己的同情心“推己及人”的结果。

孔子学说的另 一个继承人荀子主要发挥了“礼”的方面，礼的涵义一般都认为，它是周初确立的一套制度、典章、规矩、仪节和伦理道德，但如果从礼的本质上加以概括，把它理解为国家和社会的最高政治行为规范，恐怕是更合适些。荀子的门徒韩非、李斯把礼的逻辑推及到法家的路线上，使秦帝国得以建立。这当然是违背儒家宗旨的，但也说明儒家德治主义政治观也不是不能包含一点法家的意味，从后来的历史实践看，阳儒阴法是一个事实。此外，儒家的德治主义的最理想化，也是不治而达到天下大治，孔子自称不想当个断案的清官，他要让天下息讼，无案可断，这和道家的无治主义政治观也具有了相通性。总之，古代中国人在政治实践方面所可能涉及的问题，以及可能产生的各种政治理念，儒家的德治主义政治观都能有一定的包容度，这样它就无可争辩地取得了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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