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南北朝的绘画承上启下，适应时代之需不断扩大题材、提高技巧，既继承了前代优秀传统，又糅合了外来文化，在运思精深，笔迹周密的传统之外，创造了笔不周而意周的新的一体。第一批为后世崇奉的艺术宗师就出现于这一时期，第一批有摹本流传的巨绩也产生于这一时期。中国绘画正是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才从附经史而行的被动地位中初步挣脱出来，显示了自己独立的审美价值。不过，这一时期作品传留者为数甚鲜，且系宋代摹本。三国两晋时期中国绘画发生重大转折，体现在题材领域的开拓、专业画家地位的确立、画法的由略趋精三个方面。在题材上，第一次出现了以文学作品和佛教圣贤为对象的作品。如晋明帝司马昭的《洛神赋图》和自魏入晋的荀勖的《维摩诘像》。同时魏晋画家已不再屈居工匠之列，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独立地位，虽然记载中不过提及十余人，其中包括魏少帝曹髦、魏朝大臣侍中司空徐邈、女画家吴王赵夫人以及被目为画圣的专业画家卫协、张墨。卫协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绘画已初步脱离了朴质简略阶段，进入了精妙的发展时期。东晋南朝时期，社会相对安定，经济昌盛，文学艺术等精神产品由略而精。士族们在玄学的影响下，更为讲求神识风采的人物鉴赏。对自然美的把握更成熟，第一批有理论系统的画论应运而生。人物画提倡“传神”，山水画讲求“媚道”，这就使画家更加注重观察体物，发展了艺术技巧。这一时期最着名的画家晋有王廙、顾恺之、谢稚、嵇康、戴逵;南朝宋有陆探微、顾宝光、袁倩、宗炳、王微; 齐有姚昙度、谢赫、刘��、毛惠远; 梁有萧绎、袁昂、张僧繇、江僧宝。其中顾恺之、陆探微与张僧繇三家作品至唐已被视为稀世珍宝。陆探微师承顾恺之，传神方面略逊于其师，但妙于骨法，用笔仍属顾氏细密一体，并参以气脉通连的草书，变舒缓为劲利，笔迹时如锥刀，精到润极，新奇妙觉。在题材的取舍上，他虽未丢掉传统，却更面向现实。陆氏作品的隋代传摹本中多为时人肖像，亦有《女史箴图》一类的《服乘箴图》。唐《历代名画记》着录他画的《竹林像》应即《竹林七贤像》，它所描绘的对象是魏晋名士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向秀、刘伶与阮咸。七贤与荣启期被作为选题载入画面是东晋南朝的风气。张僧繇作品的题材似更为广泛，留传于唐代者仍有释道、肖像和风俗等各种。他的画法一变顾恺之以来的密体为疏体。相传他还接受域外的凹凸画法，长于晕染明暗，所以妙得其肉。南朝传世的唯一可信作品是宋摹本梁元帝萧绎的《职贡图》，它于梁元帝任荆州刺史时创作，是一幅反映当时中外往来的作品。所绘各国使臣18人均侧身而立，性情各异，反映了他们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年龄的特色。笔法流畅有力，衣纹趋于疏简。从中可对当时的肖像画成就有所了解，并获得直观印象。在东晋南朝，虽然绘画题材包前孕后大有拓展，但获得突出发展的仍是人物画。在山水画方面，尽管东晋以来即有顾恺之的《画云台山记》，后又出现了刘宋宗炳、王微的山水画论，但至今未见独立画幅。以此推想，画史着录的山水画，若非久已失传的少数作品，便仍是人物画的背景。作为人物画背景的山水画，散见于卷轴摹本和出土作品中者，计有两种面貌，一者较多写实，另一多含装饰意味。至于花鸟画，独幅作品只见于记载，而未见实物。关于北朝绘画的记载历来十分缺略，但仍可知北朝帝王不乏喜爱并重视绘画者，画家颇有位至高官者，北来的南朝画家对北朝绘画发展起到重大作用，域外画家则带来了域外佛像画风。除画古圣贤哲、佛像外，北朝画家多取现实题材，颇有地方特色，作品致力于真实性。画风有两种，一种未甚精密，一种曲尽其妙。但较之东晋南朝，北朝更少卷轴画传世。北齐绘画见诸记载的较详，其中杨子华与曹仲达声名尤着。杨子华当时即号“画圣”。今本《北齐校书图》虽是杨子华笔迹的摹本，但所绘故事乃北齐天保七年(556年)樊逊等人奉文宣帝之命刊校绘史的故事。它也可作为杨子华风格作品之一。北周画家有高孝珩、阎毗、展子虔、郑法士等人。隋唐两代中国绘画的繁荣昌盛正是基于魏晋南北朝的建树，而隋初南北画家会合过程中北朝画家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洛神赋图(局部) 晋 顾恺之

此为宋代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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