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哲学中并没有必然和偶然这一对哲学概念，但关于事物规律以及事物之间各种关系的探讨却由来已久，比如商周时君主左右的巫和史官用“术数”窥测天意，即是认为天象与人事之间有必然的联系，所以相互感应。而且，中国古代的先哲们也使用了一些特有的范畴，比如命与遇等，探讨了必然与偶然的内涵与关系。

第一个把必然与偶然对立起来并进行详细考察的哲学家当推西汉末年的王充。必然指自然规律，指秋尽冬来，履霜而知坚冰必至这些注定不可避免的联系(天道)。他用物气相互感应(同气相成、异性相截)的必然性来解释自然现象。在肯定必然的同时，王充认为自然界还充满着偶然性，比如蚂蚁在地上爬，人走路经过，有些蚂蚁被路人踩死了，有些则没有，这并非是由气的本性互相感应产生的，故是一种偶然(适然)。他认为必然、偶然都是自然的，但人可以预见必然，例如按必然规律进行春播秋收就能大有收获，所以人在自然过程中能起“辅助”作用。而偶然性却无法预计，对人来说是碰运气(遇)的事情。王充还用偶然性解释人类以及一切物种的起源，批评各种关于天人感应的迷信。比如，他认为人君的急躁或舒逸引起天气的寒冷或温暖不过是偶然的联系罢了。虽然王充的许多解释并不科学，但仍是很有意义的。不过在社会历史领域，他割裂了必然与偶然的联系，并夸大了偶然性，导向宿命论。

魏晋时期的王弼考察了宇宙万物的发展法则，肯定必然性是天地万物都要遵循的最高规律(天命)，是只能服从不得违逆的。与王充把必然与偶然截然对立起来不同，王弼以为不变就在变动之中，必然的天命就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之中，把握必然原理，就能随机应变，以不变应万变。但他过于强调了道的绝对与不变，虽然阐释了必然与偶然之间的统一性，实际上却是以必然吞并了偶然。向秀和郭象在《庄子注》中探讨了必然与偶然的关系。他们认为，现实世界具有和谐的必然秩序，雀鸟翱翔于蓬蒿之间，而大鹏展翅九万里，都是不得不然。任何事物都是自然界必然之网上的纽结，都必然处于无数客观条件的互相联系、配合之中，客观世界的一切运动变化都有着必然性的支配，都是“命”或“理”决定的。以此考察社会人生问题，郭象提出了“遇”即是“命”的观点。人之生，行所遇，免难或不免难，都是由冥冥之中的必然之理支配的，任何人都不能违抗，否则便会受到命、理的惩罚。向秀和郭象实际上是把事物运动中的偶然性表现也当作必然的趋势了，他们将必然降低为偶然，导致了偶然性的决定论，同样也得出了随遇而安的宿命论结论。

齐梁的范缜一方面肯定事物的变化生灭都是有规律的(理)，另一方面也探讨了偶然性。他说，人生如一树花，随风飘落，有的飘在大厅漂亮的座垫上，就荣华富贵，有的落到厕所里，就卑下贫贱，所以富贵贫贱都是偶然造成的。这样他既批判了儒家把等级秩序归结于天命的思想，又否定了佛教因果报应的迷信观念，因而有着积极的意义。但范缜并未从理论上解决必然与偶然的关系，而且叫人安命随遇，还是逃不出宿命论的限制。

隋唐禅宗盛行，禅宗不讲天命，但他们讲“任运”，实则是把偶然性夸大为必然性，把人的一举一动都说成是道(佛性)的圆满体现。而唐后期的刘禹锡和柳宗元则对必然与偶然问题有了进一步发展。刘禹锡指出，必然的规律(数)在事物发展趋势(势)中表现出来，一切运动变化都因合乎必然规律而表现为现实的趋势; 柳宗元更探讨了“势”与个别人物的主观动机之间的矛盾，指出人们的主观动机之后隐蔽着客观的必然趋势，因而表面上是偶然性的主观动机(圣人之意、私心等)占统治地位，实际上偶然性受隐蔽着的必然性支配。明清之际王夫之继承了柳宗元的思想，提出“理势合一”的历史观，认为凡合乎历史规律(理)，就自然地形成为发展趋势(势)，而不得不然的历史趋势正体现了它的发展规律。所以可以说，必然性是通过偶然性开辟道路的，人们因此应该通过偶然的事件去发现背后的必然规律。这样，经过长期的探讨与深入的研究，到王夫之这里，必然与偶然这对范畴得到了比较完整的解答。

清代哲人戴震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使用“必然”范畴，但他的必然范畴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有些不同，他指的是客观规律和人的行动准则两《个方面，即包括我们讲的“必然”与“当然”两层意思，与朱熹的“理”相似。戴震认为，人类应把握天地万物的规律以指导行动，要以社会的当然准则为规范，合理满足人们的欲望，做到这两点，人就具有了德性。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zhonghua/20221229835.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