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学与帖学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两大流派。在学术上，“碑学”是指研究、考订历代碑刻的源流、时代、体制以及碑刻拓本的真伪优劣和文字内容等的学问;“帖学”则是指研究、考订历代法帖的源流、优劣，刻帖拓本的先后好坏，以及流传墨迹的真伪和文字内容等的学问。从书法艺术角度来说，碑学是指崇尚碑刻书艺的书法流派;帖学则指崇尚历代法帖的书法流派。我们这里所谈的碑学与帖学，是专门从书法艺术角度来说的。因此，要了解碑学与帖学问题的兴起及具体内容，必须先要知道碑与帖的区别和联系。在中国书法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不分碑与帖的，直到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阮元在他的《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两篇书法理论文章中提出了“北碑”、“南帖”的观点，其后的书法理论着作和书法史文章才将碑与帖、碑学与帖学分开来论述了。书法史上所称的碑，也称刻石、碑版，是指镌刻文字的石块，包括庙碑、墓碑、墓志、造像记、摩崖刻石等等，碑文书法一般都是先书后刻的，因此，它是经过了写手与刻手两道工序的二次性创作作品。这样，写手与刻手的优劣都将直接影响到碑版书法的精工与否。写手与刻手都精，自然是最好的，应是书法学习者优先学习和取法的范本;写手与刻手俱劣，则为最糟，初学书法者极不宜取法于此。帖，也称法帖，包括帛书、纸书等墨迹，也包括自五代以后开始出现的把历代名家墨迹汇编后摹勒上石、传拓之后以广流传的刻帖。流传至今的历代法书墨迹有真迹，如晋代陆机的《平复帖》、王珣的《伯远帖》、唐代颜真卿的《祭侄文稿》等;也有摹写(包括双钩填廓、硬黄、响拓等)和临写的复制品，如传世的包括《兰亭序》在内的所有王羲之墨迹。历代刻帖，有官(方)私(人)之分，也有单帖与丛帖(汇刻)之分，刻帖中保存了大量已经失传的古代书法名家书迹，刻帖精良者可谓“下真迹一等”，也是极受历代学书者欢迎的。清代中期以前，中国书法史是帖学占主流，宋代以前的学书者都以历代墨迹为临摹、取法学习的对象。然而，由于墨迹在古代不易保存和流传，当时也没有照相、影印等复制技术，五代以后就有了刻帖，刻帖技术的产生使得众多的名家书迹得到广泛流布，官方、私人纷纷传刻，其中尤以北宋淳化三年(992年)所刻的《淳化秘阁法帖》(简称《淳化阁帖》、《阁帖》)和清代乾隆十二年至乾隆十五年(1747～1750)刻成的《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简称《三希堂法帖》)最为着名，这两部法帖都是官方主修，尽出宫廷内府所藏的历代法书摹勒上石刻成的，所以显得特别珍贵和精良。张芝、钟繇、王羲之、王献之、智永、张旭、怀素、杨凝式、苏轼、米芾、黄庭坚、赵孟頫等历代大家自然是帖学一路最高的典范，及至明代如祝允明、唐寅、文徵明、董其昌、张瑞图、倪元璐、黄道周、王铎等人无一不是帖学高手。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由于当时学术界领袖人物之一的阮元首倡“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认为正(楷)书和行草书可以分为南北两派：南派由钟繇、卫瓘传给王羲之、王献之……再传至智永、虞世南等人;北派则由钟繇、卫瓘传给索靖、崔悦……再传至欧阳询、褚遂良等人。同时，阮元还认为南派书法家擅于帖学(启牍)，北派书法家长于碑学(碑榜)。此论一出，轰动一时，对后世影响极大，继起者有包世臣作《艺舟双楫》一书力倡北碑，及至康有为作《广艺舟双楫》更强调北碑的雄强。自此，中晚清以后直至近现代，在书法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崇尚碑刻书法艺术的“碑学”书风，杰出的代表人物有邓石如、赵之谦、康有为、吴昌硕、沈曾植等。最后，我们需要知道的一点是，清代中晚期以后碑学一时大盛是有其时代文化、审美等原因的，而不是像阮元所说的“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那样。阮元等人把碑学与帖学对立起来是一个认识上的错误，但在他和他的继起者们的倡导下，清代中晚期以后的书法家们都曾得力于碑学而在中国书法史上赢得一席之地，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中国的书法艺术源远流长，历代碑版与法帖都是传统书法艺术宝库中的瑰宝，我们不应厚此薄彼，而须以历史的、发展的观点来看问题，汲取精华，扬弃糟粕，兼取碑、帖之长，相互融合，把书法这一文化遗产发扬光大。

神龙本《兰亭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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