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铭》的作者是北宋大儒张载，篇幅仅百余字，但却是一篇有关天人之道的具有纲领性的着作。从程颢、程颐开始，后代儒者大多极力推崇这篇文章，认为有了它就可以省却许多言语。《西铭》第一段从“乾称父”到“天地之帅，吾其性”，明确了人在天地间的地位，认为宇宙好比一个大家庭，乾、坤是其中的父、母，人好比其中的儿女，作为这个大家庭的成员，人应该担负一个成员的责任和义务。从这个前提出发，就可推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以及以下各种说法。从文法上说，这篇当中关键性的字眼是两个代名词，“吾”与“其”，“吾”是作为人类之一员的个人，“其”指乾坤、天地。这个前提代表一种对于宇宙的态度。从这个态度出发，就可见作为人类一员的“吾”所做的一切道德的或不道德的事，都与“其”有关，因此就有一种超道德的意义。从这个态度出发，也可见作为人类一员的“吾”的遭遇的顺逆，幸运与不幸，也都有一种超社会的意义。从这种意义，《西铭》可以得出结论说：“存，吾顺事;没，吾宁也。”活着时，我就做我该做的事;对于死亡，我坦然处之，视如安息。人类关于生死这样的根本问题，在这里自然而然地解决了。

《西铭》并不是在讨论宇宙的本体究竟是什么，它只是表达人对于宇宙的一种态度;它所说的不是关于宇宙构成的一种理论，而是人的一种精神境界。张载是希望人能扩大心怀，心怀广大就能和天下万事万物合为一体。他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可见，天地之心是人所立的。人心的特殊表现是知觉灵明，人的知觉灵明就是天地的知觉灵明。天地之道之所以长久不衰，是因为“诚”。而仁人孝子如何来符合天道，如何亲身实践天道的“诚”呢，无非就是在仁、孝方面永不懈殆而已。古代的君子都把“诚”作为最可宝贵的。这也就是说，仁孝之类还不是最根本的，只是天道之“诚”的某种具体表现天地之间还有着超社会、超道德的意义。一个人如果达到这样的境界，他的精神境界就不是道德境界，而是天地境界了。过去时代的圣人就是有这种境界的，这需要继承，而千秋万世的太平康乐也就在于把这种天地之道、圣人之学付诸实践而已。张载不仅讲了精神境界，而且把这种精神境界看作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不需要道教所谓的“长生”，也不需要佛教论证“无生”，它只要求在不足百年的有生之年，人尽到自己作为宇宙的成员和社会成员所应负的责任和义务。而责任和义务二者虽被分开来说，但其实一个人并不需要做两种事，对于把握了天地之道的人来说，责任和义务是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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