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是唐朝前期刘知几所着的一部史学理论专着，计有内36篇，外13篇。刘知几因在史馆修史，感愤而作《史通》。内篇对我国古代史籍作了全面深入的探讨，分别论述了史学的源流，编年、纪传的史书体例，史料的搜集、鉴别、比次和撰述的方法;并用归纳法把古史书分为六家，析为十流; 同时还论述了史学艺术，主张史学脱离文学，历史记载应因时因事而异，贵今而轻古，近详而远略。外篇多是读史札记，并系统地叙述了历代史官的建置及史书编写。全书既总结了以往历史着作的优劣得失，又提出了以后史家的任务和要求。

《史通》是一部划时代的历史着作。刘知几通过《史通》一书从治史宗旨、历史观、历史编纂等方面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史学理论。他痛感于当时史家的不纯正，要求详辨史学指归，强调史家治史，不仅要区分善恶，而且必须把史学作为治国的重要工具，反复申明史学是“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这种史学服务于政治的观点，对当时及后世史学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刘知几在历史观上着重分析了天人关系、古今关系两个重大问题。自封建史学创立以后，天人感应论、君权神授论等神学思想就笼罩在整个史学领域中。刘知几对班固《汉书》的《志》的部分就批评说，抵牾者多，《五行志》尤多芜累，他认为日月之蚀、彗星出现、山河之变是不关乎人事的自然现象，所谓的五行灾异、祥瑞符命是妄惑之谈。他提出，历史上的王朝兴亡，不是天命而是人事在起主导作用，如果以命运论兴亡而忘记了褒贬，就是大惑。刘知几讲的人事主要是帝王将相的智勇，并没有摆脱帝王英雄史观的影响，但他对神学史观毕竟进行了总结性的批判。传统史学总是好古非今，把三皇五帝说成是黄金时代，刘知几则认为历史是前进的，世异则事异，不应以先王之道来约束后人。社会的发展各有特点，今不一定不如古，古也不一定胜过今，由此，他提出了古今不同是时势使然的观点。他反对以成败论英雄的历史观，并对华夷问题提出了进步的思想观点。

在历史编纂方面，刘知几全面考察了古代史书的编着，《史通》开篇就从编纂体裁入手，根据史体的形成和源流，把古代史书归为六家二体： 一是《尚书》家为记言体，二是《春秋》家为编年体的雏形，三是《左传》家为编年体，四是《国语》家为分国体、五是《史记》家为通史纪传体，六曰《汉书》家为断代纪传体。六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后归为编年和纪传二体，二体互有短长，不可偏废。刘知几强调史例，认为史着体例如同国法，没有体例就会是非不准。他区分了纪、传关系，认为纪是经，传是释经的列事作品，纪只记君国大事，史书纪中杂载他事，是一种混乱现象。他指出评价人物应注意区分流品，使君子小人、上智中庸各有等差，这才可起到惩恶劝善的作用。刘知几还要求断代史明确断代年限，纪传体正史的编写要规范、程式化。

刘知几进而提出了史家三长论和书法直笔论。他认为史家须有才、学、识三长： 史才包括选择、组织史料的能力和写作技巧，史料须作识别，写作应简明;史学指考察问题时所征引的史料及史家的知识，应把全部史着当作取材对象;史识是分析历史事件、评价人物的观点和态度，要辨善恶、明是非、寓褒贬。三长是一个优秀史家所必备的学术、人品素质，这成了后世的公论。史书直笔自古就被认为是史家美德，但汉魏以后的长期战乱、政权分立，使史学成了各政治势力的言论工具，史家往往对本朝饰善讳恶，对敌国则大加诋诬，造成了历史的失实。为此，刘知几呼吁史家要直笔、实录，并总结了史书中的直笔传统，明确把直书当作编史的基本原则。刘知几不仅把直笔和曲笔看作是两种对立的史学方法，而且还看作是两种对立的道德品质。总之，刘知几在《史通》一书中全面地展现了他的史学思想，所涉及的问题，差不多包括了历史学的全部问题。《史通》是对唐以前史学的一次全面总结，标志着封建史学第一阶段的结束，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zhonghua/20221229812.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