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农业社会的“大同”理想是儒家人文精神的最高体现，历代儒家主张“仁爱”、“济世”的理想情操，无不以此为归宿。但是，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大同”理想最终融入传统社会的政治文化结构之中，本质上适应了封建社会的宗法等级制度和皇权统治思想的整合需要。孔子面对春秋时期诸侯纷争的现实状况，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使命感，一面谴责诸侯之争，一面疾呼恢复周礼，这就是后来儒家向往的“大同社会”的缘起。孔子依“天下为公”的最高理想，把和平美好的社会模式寄托于远古，寄托于一个王道礼治的社会。“礼运大同”一说即由此来。先秦典籍《礼记》中有《礼运篇》，对孔子主张的大同社会作了典型的描绘。其中又提出了“天下为家”的“小康”之治，强调这是进入“大同”社会的初级阶段。这就是中国古代“大同小康”社会理想的来源。从《礼记·礼运》的记载看，儒家“大同”理想的核心是“天下为公”。在这个社会中，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教，孤寡废疾者皆有所养，“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总之，人人都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人人都能互助互爱。这与古希腊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描绘的社会有很大的共性，都是一种泛道德主义的理想政治模式。

由于儒家治国方案与大同社会理想的价值观趋向一致，历代儒家围绕这一“大同”理想，进行了解释和发挥，使儒家经典中的社会理想向伦理模式转化。到了汉代，董仲舒完全把“三纲五常”的伦理说教作为理想社会中一切既定关系的最高准则。这样，经典中的大同理想最终变成了传统秩序中的人生规范或价值目标的约定，甚至转向了功利主义的追求。封建国家虽然从未把大同理想作为治国基础，却成功地利用了它的社会观和道德观，并将其移入社会组织结构中。只要“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和“天下为家”的小康追求这两种理念始终为皇权所控制，理想的太平盛世的假象就不会消失。历史上，无论均田变法，还是整肃吏治，都是在“为公”和“为家”的旗帜下进行的。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的传入，人们的文化视野开阔了。出于批判现实社会、提供理想社会模式的需要，久被搁于一旁的儒家大同理想又被重新捡起，但它被赋予了新的思想内容。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曾发表《大同书》，基本沿用了儒家经典中的大同模式来设计社会改良的理想方案。但他所借助的“大同”理想，内涵已有根本变化，不仅吸收了西方近代的社会思潮，而且加入了西方社会经济生活和科技实力的内容。儒家大同理想对孙中山的影响也很大，孙中山把“天下为公”看成是体现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道德理想模式。他的三民主义政纲，也是按儒家治国的模式来实现从小康到大同的社会理想。“大同”理想反映了小农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乌托邦思想。它虽然不可能真正实现，却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为争取美好的社会而努力。

孙中山手书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zhonghua/20221229807.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