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是梵文的音译，中国古代也曾意译为“思维修”。禅定是印度佛教修行的基本方法之一，是广义瑜伽实践的方式之一，是一种通过沉思、冥想来达到心念集中、心神凝聚的修行方法。印度禅学融合了印度佛教的其他理论，流传到中国，又与中国本土的老庄思想、魏晋玄学结合，形成了“中国禅”。中国禅宗有几个特点，首先，有一个关于“梵我合一”的精致周密的世界观理论。在中国禅宗看来，我心即佛，佛即我心，世界万物、客体主体无非是我心幻化。禅宗有个很经典的故事： 印宗和尚问众人：风吹幡动，究竟是风动，还是幡动?有人说是风动，有人说是幡动。慧能却在人群中说： 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是仁者心动。禅宗要求人们追求的便是达到梵我合一，即心即佛，超然尘世之外又拘守灵府之中的境界。其次，它有一套自心觉悟的方式。要达到梵我合一的境界，必须坐禅渐修或者心下顿悟。而无论是渐修还是顿悟，都需要发掘人本来就有的佛性——本心。《坛经》说：“识心见性，自成佛道。”禅宗，尤其是南宗禅，贵自求而不贵他求，重自我解脱而不仰仗外在力量的帮助解脱。其三，禅宗有一套“以心传心”的直观认识方法。梵我合一的境界，要靠人的内心体验，让人自解自悟。因此，禅宗在原则上恪守“不立文字”的认识方法。

达摩六代祖师像 明 戴进

佛教刚传入中国的时候，它的“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是截然相反的。此岸世界是尘世的一切，这个世界当然是痛苦悲惨、虚幻无常的;彼岸世界则高尚、快乐、永恒。在佛教观念中，这两个世界是对立的，现实世界是被否定的，理想的世界是西天极乐世界。而禅宗却将“彼岸世界”从遥远的西天拉回了尘世，从虚幻的来生拉回了现世，安放在人的内心之中。禅宗强调，在尘世污浊中照样可以参禅悟道，在苦难现实中可以解脱成佛，这就取消了神界与人界、现世与来生的区别;禅宗也不计较世俗眼光中的行善还是作恶，强调只要自心清静，就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就消解了一般的是非善恶的对立; 禅宗的世界观又是不分物我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森林水鸟等等一切，都无非是我心的同一物，这就把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差别取消了;禅语说：“一人在孤峰顶上，无出身之路;一人在十字街头，亦无向背。哪个在前?哪个在后?”这就形象地表达了禅宗的宇宙观念和时间观念，所谓前后左右、东南西北，都没什么两样，一切区别都是人心造出来的。不难看出，原本泾渭分明的一些界限在禅宗那里变得含混不清起来。禅宗刻意消解差异的客观性，到后来甚至连佛与心也同样加以否定，这究竟有什么意义?禅宗那些充满机锋的对话和公案，不是想让人得到一种什么特别的理念或知识，它只是给人开悟的契机，使人突破对于有限经验的执着和对于外在规定的盲从，试图以超越经验的内心自悟，向存在的本原问题突进，真正获得关于宇宙和人生的总体性认识。从结果看，中国禅不仅破除了理性的权威，连宗教权威也破除了，可以说唐代中期禅学大盛以后的汉化佛教在宗教势力上也徒有其表;禅宗关于心物关系的思想，同老庄的心灵自由、人生自然的思想几乎合而为一，给古代中国人的生活理想和中国艺术精神以相当大的支撑;禅宗也赋予早期儒家注重内心生活的倾向以新的意义，为宋明时期新儒家的复兴提供了思想借鉴和工具性的帮助;而经历了六朝、隋唐时期的宗教化，禅宗在宗教逻辑上的瓦解作用，则反映了现实社会的无序和道德归依的失落，这也为新儒学大行其道预留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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