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是一种天赋的道德意识，最早是孟子提出来的。识仁和定性是程颢的心学的两大原则，他也提到“良知”，但没有充分发挥。陆九渊的心学没有强调良知问题。到了明代中期，王守仁(阳明)继承了这两大原则，又把“良知”提到主导地位，加以充分发挥，这是他对于心学的发展。有一种说法认为，宋明时期心学的产生，是由于没落贵族阶级对于现实社会的变革感到失望或恐怖，丧失了把握客观存在的能力和勇气，从而一味追求内心的精神满足。这种说法过于苛刻，当然也并不准确。如果把这种说法套到消极遁世的思想流派，或许更合适，而心学家依然是孔孟之徒，他们和消极遁世派有着很大不同，还是持积极奋斗的人生观的。心学的最重要代表人物王守仁就是一个很有作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的事功非常突出。即使是陆九渊，他所说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前边的话就是：“宇宙内事，乃是自己分内事;自己分内事，乃是宇宙内事。”这正是一种积极的态度。所以，一笔抹杀心学，这种态度很不可取。任何思想流派，一旦成为一个时期普遍的潮流，其信奉者不免会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我们应该看到其中真正的旨趣。心学是要在社会日益颓废、人心日益堕落之际，强调人的精神品格，强调道义的力量。

通常说陆王心学，其实王阳明是心学发展的最高峰。王学有三个基本命题：知行合一、心即理、致良知，其中致良知是关键。所谓致良知，就是要达到、恢复、实行那种天赋的道德意识，在事事物物中求得与天理的符合。现实中具体的人，往往因为私欲的蒙蔽而远离了天理，能找回良知，实践良知，就能克服蒙蔽。既然强调的要点在于我心，就不是要人离开真心而求所谓的事理。内心和行为跟不上的事理即使再头头是道，也是假的、空的。王阳明把万事万物中的理，拉回到心上来说，就是反对心和理、知和行的脱节。他说心即理，决不是他连天地万物的事理规律和每个小我的心思知识两者都分不清，他要达致的是抽象的、廓大无垠的本心。这个本心，才是良知，是和天地间一切事理不相违背的。王阳明认为，每一个人都以他自己的身体躯壳为“我”，而和一切别的东西对立起来，这就是私。一个人的身体是“私”的根本。一般人的思想行动往往以他自身的利益为出发点，这就是从“躯壳上起念”。这种“起念”就是“私欲”。人有了私欲，他的本心就会被私欲所遮蔽，就像空中有浮云，太阳的光辉就要被遮蔽一样，但是，浮云总不能完全遮蔽太阳的光辉，私欲总不能完全遮蔽“本心”的灵明，“本心”的灵明总还有所表现，这个表现就是人的分别善恶的能力。这是每一个人都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天赋认识能力，所以称为“良知”。“良知”并不是全知，它的能力就限于分辨善恶。王守仁并不是说，人有了“良知”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人和其他动物的分别就在于人能分别善恶，作道德的判断，所以要充分发扬人的天赋能力，也就是所谓“穷

人理”。王守仁讲“良知”也不是泛泛地讲认识论问题。“良知”是知，“致良知”是行，这个“行”也不是一般的行。他讲“知行合一”，并不是一般地讲认识和行为的关系，也不是一般地讲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王阳明讲的良知不是教条，也不须遵奉教条。宇宙和人生都是很复杂的，其中的事物经常互相矛盾，情况也经常变化。人在其中，如果不能灵活应变，必然要寸步难行。总之，王阳明致良知学说体系有纲领，有条目，有工夫，简单明了，直截了当。对于其宗旨，他本人作了最好的阐述：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功，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王阳明告诫后学，这原是彻上彻下功夫，知行不可有一处放松。以为可以一悟尽透，不在良知上实行为善去恶的工夫，实际上脱不去世俗的习心，又只去悬空想什么本体，一切事都不着实，不过是养成虚寂空疏的流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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