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地区的古华夏族起初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种族观念，这一观念进而发展为夷夏之辨(分)。所谓夷夏之辨，就是要辨明夷狄与诸夏间的关系。夷狄是指没有文明开化的民族，诸夏则是指中原诸国，又称华夏，是有礼乐文明的民族。据说，在尧舜时代就有了四夷的观念：舜曾流放共工于幽陵，让他变为北狄，流放驩兜于崇山，以变为南蛮，迁三苗于三危地区以变成西戎，殛放鲧于羽山，让他变为东夷。但是，民族观念的强化，夷夏之辨风气的兴起却是春秋以后的事。三代，尤其是西周以来，宗法礼乐文明高度发达，使中原诸国一直有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周室的东迁，不仅预示着周天子权威的日益丧失，而且预示着礼乐文化的日渐破坏，更预示着漫长的夷狄扰乱华夏历史的开端。夷狄扰乱诸夏，使中原诸国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孔子大加称赞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的原因之一，就是管仲的尊王攘夷行为，使华夏诸国免除了变成夷狄、受夷狄统治的危险。春秋时人的夷夏之辨，首先是一种种族的区别。古代国家有极强的血亲种族观念，在不同的民族、国家之间有严格的区分。夷狄与华夏属于不同种族，这种血亲种族的不同，导致了各族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的不同华夏人有礼乐文化，讲究人伦，而夷狄却在华夏人看来没有人伦，他们的语言、行为、服饰均与华夏人相差甚大。不过，夷夏之辨在春秋时人看来，标准也不全在于种族上，其实质是一个文明程度问题。当时的一些诸侯国如秦、楚、晋等国，因为不执行礼乐文化，就被视为夷狄，若是一些夷狄人奉行礼乐文化，则不可当作夷狄来对待，而应以诸夏来对待。即是说，夷夏之辨的标准主要在于是否实行王道教化、仁义礼乐。春秋时人认为，用夏变夷是可行的，这靠王道的教化推广，使夷狄也有仁义道德，等同于诸夏;若以夷变夏，则行不通，这意味着礼乐文化的丧失，是文明的倒退。

随着历史的发展，秦汉时代中国成了统一的大国，原先存在于中原地区的夷狄已融合到汉族大家庭之中，夷夏之辨就成了中国与周边少数民族关系的问题。从秦代开始，对中原统治威胁最大的势力来自北方的民族，秦汉时有匈奴，南北朝时有五胡，宋时有夏辽金，元时蒙古人统一了中国，后来东北的满族人又建立了清朝。华夏文明一次次受到侵袭，夷夏之辨就成了一曲永不消逝的民族主旋律。夷夏之辨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和春秋时期一样，首先是种族的区分，夷狄往往被认为是人面兽心，不知礼义，这类话语不绝于史书。但是一旦异族在中原站稳统治脚跟之后，文化的标准又成了夷夏之辨的主流。夷狄入主中原，接受以儒家学说为主的礼乐文化，向慕仁义道德、人伦纲常，夷狄的统治就为广大中国人所接受了。认为他们虽在血统、种族上不是传统的华夏人，但文化的同化及消融，却使他们成了一个具有礼乐文明的开化民族，与华夏也就没有什么质的区别了。这也是历代入主中原的其他民族能够维持其统治，得到大多数人支持的重要原因。

面对华夏一次次地受到异族人入侵的历史遭遇，一些人痛苦地寻求夷狄侵夏、胜夏的原因，他们把一个原因归为夷狄的贪婪无耻。中国自古以万邦来朝当作大治的象征，夷狄来到中原后，当朝者的羁縻收买政策激发了他们的贪婪野心，遂有了一次次的民族灾难。同时他们又从地理条件上探找原因，认为夷狄生活于荒漠地区，耐饥寒，习射猎，吃苦耐劳，而中国居天下之中，人们安居乐业，虽有礼仪制约，却沉迷于生活，日益颓靡懦弱，消磨了英雄气概，往往抗不住强悍的北方民族的入侵。不过，虽遭异族的一次次入侵，华夏固有文化的发达，却往往使军事失败转化为文化的胜利，使华夏族一次次化险为夷。近代以来，中国遭遇到的民族危机却异于以往，西方文化是高于华夏文明的异质文化。传统的惯性，使近代国人在与列强交往时，还抱着传统的夷夏观念，制夷之道不外是以夏变夷、以夷制夷。陈腐的民族观念，终于使古老的民族陷入了屈辱的深渊，也使传统的夷夏论成了历史陈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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