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对语言问题的探讨中，名、实、言、象、意、道是儿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其中名指名称、概念，实指事实存在。魏晋之前，名、实的关系问题更为人们关注。到了魏晋，这个问题演化为言意之辩。在言意之辩上，有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即“言尽意”与“言不尽意”。“言不尽意”的思想可以追溯至老庄对名、实的讨论。老子否认名称、概念能正确反映实在，认为可以命名的名，不是真正的名，可以言说的道，不是真正的道。庄子也认为名是从属于实，由实派生的，不能完全合乎实。《周易》最早提出言象意道的关系。它认为，人们对卦爻的解释(言)不能穷尽人们对世界本质的认识(意)，所以要立卦象(用来仿效事物的具体象征，它不同于一般的具象，而是一种特殊的类概念)，用象来表明圣人之意。后来，言象意道的含义发展得更具有一般性：道象体现的是世界的本质、规律，意是对这种本质、规律的认识，言是对这种认识的表达。《周易》虽提出言不尽意，但又认为圣人可以立象以尽意，言象仍是把握意、道的唯一工具。

魏晋时期的王弼等人，则从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出发，认为圣人智慧自备，认识就等于反省，道、意是可以脱离言象而独立自存的东西。象的主要作用是出意，言的主要作用是明象，但它们却不一直是必不可少的东西，只不过如同捕鱼的筌、捉兔子的工具而已，一旦达到目的，就可将之舍弃。我们用马(象)来解释乾的“健”之意，用牛(象)来解释“坤”的“顺”之意，但如果真正掌握乾坤的原理，就可触类旁通，何必“坤乃为牛，乾乃为马”?同一时期的荀粲则比王弼更走极端，他认为意在言象之外，不能借言象以道意，把意与言象完全割裂开来，使交流思想、表达思想成为不可能的事。王弼、荀粲等一些主张言不尽意的学者，具体揭示了名、言、概念把握世界统一原理的困难。他们指出，事物深处的精微之理，非语言文字所能表达，也非象所能模拟。因为名言概念用于指称事物，就应当与事物性质有一一对应的关系，这也就是把对象分解开来，使之成为片面的东西，而道是混成之物，一经分析，就不是原来的道了，如我们称本体为道、玄、深、大、微、远，这都是对道的分别描述，不能尽其极; 另一方面，名、言是用来指称对象的，而对象是运动变化的，名言则相对静止，所以它不能完全把握道。

针对言不尽意说，西晋哲学家欧阳建写了《言尽意论》，认为意总是要靠言来表达，名言确实要把事物固定下来、分割开来加以把握，但随着事物的发展变化，名言也会随之变迁，就像形与影一样，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欧阳建的言尽意论虽对言不尽意论有一定的纠偏作用，但他的观点更多地带有形式逻辑的色彩，没有深刻揭示出名言与事物运动之间的辩证矛盾;而言不尽意论因其揭示了逻辑思维的矛盾(虽未解决)，成为后来学者们进一步探讨研究的对象，因而在中国思想史上影响更为深远。它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而且对中国美学思想也极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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