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代文化中有较浓厚的“文以载道”的观念。文的意义甚为宽泛，除指文学外，又指言辞、文化等。孔门四教首为文，四科中有言辞、文学两科与文有关。中国文化在经典初创、诸子学说形成时期，言辞、文学、哲学、人伦、政治等是混而不分的，即人们常说的政教合一、官师不分。诸子为文的目的不在于彰显其文，而是推行其政治、哲学思想，就连文学性较强的《诗经》，在古人看来也首先是讲政治思想的。优美的言辞是传播思想的有力工具，春秋时人们就提倡言之有物，而反对空言无物，认为无文之言，不会行得久远。孔子要求弟子学《诗》以利言谈，提倡文质彬彬，认为朴实超过文采就会失之于粗野，文采超过朴实就会失之于浮饰。文采和朴实彼此交融恰到好处，才是君子。荀子要求为言合道、宗经，即言以道为主，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

随着文化的发展，文学作品的体裁日渐丰富，有了诗、赋、乐府、散文、骈文等各种不同体裁。文学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文与道的关系便受到更大的关注。许多人还是持“文以载道”的看法。如曹丕就认为，文章是经国的大业，是不朽的盛事，南梁刘勰也要求文以宗经、明道为主。但是，文学一旦形成，就有它自己的轨道。在文学家看来，文学是表达人们见闻、性情的，文学的艺品风格，如高、逸、气、情、思、静、远等日益成为作品刻意追求的东西，描写风花雪月，流连光景，进行文字游戏，成了众多文人超脱人生、逃避现实的一种手段，与儒家的言道之旨相去日远。骈文的极致成了无病呻吟。到唐代，人们就厌倦于文学的空疏，古文运动的兴起就是想挽救时文之弊，重新让文回到宗经、贯道的老路上来。古文家讲文以明道，虽强调文之内容与思想性的关系，其最终目的却在于如何为文，由此有了唐代八大家的优美散文。但是，在儒家学者看来，文学家的为文是害道的。北宋周敦颐明确要求文以载道。程颐直言文学作品对道有害，若专意于文辞的工整，不能使文的内容与天地同大，就是玩文丧志的表现。其弟子杨时也认为，分文析字是章句的末流，追求言辞工整，夸耀文辞的高低，算不上什么学问。这些理学家所谓的道不仅仅是一种思想性的表达，而且是事关身心性命的义理之学;载道的文也不同于文学家所谓的文章，而是一种表达思想的工具。朱熹评论说，韩愈、柳宗元、苏洵等人工于为文，真是白费了许多岁月和精神，无补于道的发明，令人可惜。受理学的影响，后世儒者多以文以载道相尚，反对文学作品，在今天看来十分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被理学家们看成是坏人心术的东西;理学家、儒者们用以明道的文学创作，反过来又被文学家们讥为味同嚼蜡，毫无生趣。理学家文以载道的要求使文学与道对立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文学的发展。受此影响，明清的文学作品，如小说、戏曲，也大多以正人心、移风俗、明教化、厚人伦为宗旨。但也有一些文学家一直坚持文学特有的个性，反对阐发孔孟之道，认为寄情于山水，抒发胸怀，表白性情，吟唱悲喜之情，都无害于文以明道。清代晚期，冯桂芬认为文以载道的道，不一定是天命、性情之类的道，举凡典章制度，名物象数，没有不含有道的，都可以用文去表达。为文只要明白条理，自是佳文。这比较接近今人所说的文章要有一定的思想性，应言之有物的意思了。

《千家诗》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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