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曾评价韩愈： “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所谓“八代”，即指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在文学上这是骈文形成和繁盛的时期。由于骈文在对偶、音律、辞藻、用典、句法上的种种严格要求，往往使人们只注意到形式上的推敲，而忽视作品的内容，加之骈文成熟的齐梁之际恰好是浮艳文风泛滥的时期，因而在骈文创作中，浮艳虚华的颓废之风日盛，流弊所及直至唐代。针对骈文的这种弊端，早在唐代之前，就有西魏的宇文泰和苏绰、隋代的杨坚和李谔，欲以帝王之尊、将相之权，以行政命令方式，予以革除，然无甚效果。唐代前有陈子昂，后有萧颖士、李华、贾至、独孤及、梁甫、柳冕等人，大力提倡古文，反对“八代”以来的骈文。所谓“古文”是相对“时文”(唐人对骈文的称呼)而言的，具体指秦汉以及先秦的散体文。但由于他们主要是理论倡导，故影响甚微，无力扭转局面。到了中唐贞元、元和时期，随着政治、经济上的改革之风，韩愈、柳宗元出来大力提倡古文，并逐渐在文坛上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韩愈作为古文运动的旗手和领袖，是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指导和影响着古文运动的发展的。

首先，韩愈学古文崇尚儒家之道。道的内涵，就是孔子所谓的“仁义”。写文章，“道”是目的，“文”是手段; “道”是内容，“文”是形式。其次韩愈学古文从不主张因袭摹拟，而是强调“师其意，不师其辞”，坚持“词必己出”、“惟陈言之务去”的写作原则。在学古的基础上，又能变古，这使得唐代的古文运动不仅吸收了三代两汉散文的精华，也吸收了六朝以来的文学创作经验，使中唐散文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其三，韩愈强调了现实生活对作者创作的重要性，提出着名的“不平则鸣”的观点，他认为坎坷而愁苦的人生经历能给作品注入深厚的内容。

韩愈不仅提出较完整的古文理论体系，更以自己丰富的创作实践成为司马迁以后最大的散文家。韩愈散文粗略可分为四类：一类是论说文。这类文章均有较强的政治性，言辞犀利，说理深刻，气势充沛，如《原道》、《原性》、《谏迎佛骨表》等，直接关系到当时的社会政治斗争。第二类是杂文。大多篇幅较短，但嬉笑怒骂，肆意为文，切中时弊。篇幅较长的如《送穷文》、《进学解》，用的是主客问答的形式，以幽默的笔调表现自身的坎坷遭遇，嘲讽社会上的庸俗习气，构思极为奇特。第三类是记叙文，《张中丞传后序》、《柳子厚墓志铭》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在这些文章中，韩愈熔议论、叙事、抒情于一炉，既生动传神地表现出人物的性格，又能以饱满的感情，抒发自己独到的见解，成为司马迁传记文学在唐代的新发展。第四类是抒情文，一些祭文、书信、赠序等均可归入这一类。这些文章于随笔挥洒中洞见肺腑，如《祭十二郎文》，在对过去家庭琐事絮絮叨叨的回忆中，流露出对兄嫂和十二郎的深切怀念，一唱三叹，低回往复，感情极为真挚，成为祭文中的千古绝调。

韩愈的古文，或诡谲，或严正，兼有各种特色，然总的风格却是猖狂恣睢、雄健奇宕。苏洵曾评其“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确实点出了韩愈古文的主要风貌。在中唐这场以古文反骈文的斗争中，韩愈开创之功不可埋没。唐代古文运动后，又有宋代欧阳修等人的诗文革新运动，而明代的唐宋派、清代的桐城派或多或少，也都继承了这一传统。古文的兴盛，在中国文学史上足足延续了1000多年。故韩愈之贡献确实可以概括为“上起八代之衰，下开千年之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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