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原是指西周宗法制度下的贵族，但孔子赋予了它道德的意义。他在道德的领域划分君子和小人，这样一来，君子就不再用来表示高贵的阶级出身，而是指品德高尚的人，不管他原来属于哪个社会阶层。由于儒家通常出身于士，即知识分子，故而又往往把士和君子联系在一起，习惯称作“士君子”。可以说，君子是“仁”的人格化，是理想人格的别称。同时，在孔子思想中，作为理想人格的君子与“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圣王是有区别的。因为要达到“圣”，还需要有物质条件，而这是一般地位的人所不具备的。“仁”则不同，它是一种道德境界，实行仁德完全在于自己是否愿意，只要愿意，仁德道义是可以通过自身努力修养而达到的，并不需要外在的条件。士君子的标志是具有明昭德义的精神品格，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义以为上”、“君子义以为质”、“君子喻于义”。君子之所以为君子，是因为他能够摒弃私利而实行仁义，能够超越私见而追求真理和正义。相反，“小人喻于利”，也就是说，一旦一个人只知道追求一己之私利，心中只存一个自我，眼光只看巴掌大一块，那就证明他是小人。孔门还有“君子儒”、“小人儒”的说法，这是针对儒士知识分子说的，不追求仁义而只求学问利禄的儒士，虽有儒之名，但毕竟脱不去小人二字。

君子到底是怎样的人，君子不是一出场就惊倒四座的三头六臂的人，他仿佛对于天下一切事物都很随和，不像宗教家那样，一定要怎么样，一定又不怎么样。君子不存成见，也没有什么教条，但是他做事做人都要归依到道义上。所以判断君子、小人不能简单化，不能只看一个人行止出处的表面现象，而要仔细辨别他的心志。做同一件事情，对不同的人来说很可能有着不同的动机，也就是说同一件事，对各人的意义是不一样的。这个不同的意义就构成了各人不同的精神境界。陆九渊曾经联系宋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实际来说明这个问题，他指出在科举考试中，应试的人成千上万，但个人的“志”不同。有些人应考是从个人“身”上打算，希望得到一个功名，将来升官发财。这就是“喻于利”，这就是“小人”。有些人也希望得到一个功名，可以参加政权，治国安民，这就是“喻于义”，这就是“君子”。孔子就说过，富贵我也不是不想要，但不合道义而获得的那种富贵，我把它看成浮云。可见，孔子不是刻意要当苦行僧，只要合于义，其他都无可无不可。再转一层意思，正因为君子是以履行仁德为最高目的，所以个人利害得失终究是不加考虑的。孔子认为一个人既然有志于仁德，却又计较“恶衣恶食”，或身穿旧衣服站在富贵者身边而感到不自在，这个人就不值得一提了。他因此特别赞扬学生颜回不怕清贫，在追求道义中时时感到快乐满足，达到了一般人达不到的境界。君子不仅不是只顾追求个人物质利益，而且在必要时，为实践道义的义务，甚至牺牲个人的生命也在所不惜，这就是志士仁人的杀身求仁。

君子之所以为君子，就在于具备“仁”的品德，在于时刻不离开仁，哪怕是仓猝之间，颠沛流离之际，都必须致力于仁。“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也就是说，君子要有博大的胸怀和坚定的意志，以实践道义为己任，终生不停息。一念之间的逞强，是匹夫之勇，毕生每时每刻实践道义，百折不回，这才是君子的特点，因此说只有仁者才能做到真正的勇敢。历史上的君子儒，是能做到孔子所提出的要求的，他们在民族危亡关头往往表现出更大的牺牲精神。例如，史可法就不像众多拥雄兵、号勇武的将领那样变节降清，而是敢于临危受命，只身渡江，以必死的决心保卫国家，城破之际又愿意以个人的死换取无辜百姓的生。君子儒源于道义的勇气还表现在平时反抗政治上的不良倾向中。历史上像明代东林党那样的事例并不罕见，只是不那么着名而已，譬如几乎每个朝代都有对政府提出批评、表示异议的“清议”，其背后就是一批坚持正义感的士君子，古代称之为“清流”。真正的君子儒，一旦思想孕育的条件成熟了，甚至还会提出否定封建专制的民主思想，像邓牧、黄宗羲即是突出的例证。至于在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与西方接触的时候，首先提倡接受西方文化的人是士知识分子;在革命时期，首先鼓吹革命的也是这一批人。可见，士君子的真精神是一切以道义为归依，这其中完全容得下历史前进的步伐。因此，我们今天提倡两千年前儒家所说的君子精神也是合理的、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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