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是指北宋文学家苏洵与他的两个儿子苏轼和苏辙。苏洵称老苏,苏轼称大苏,苏辙称小苏,合称“三苏”。这一称呼的由来,得自他们文章的名声和影响。王铚《渑水燕谈录》卷四“才识”条说:“苏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 ‘三苏’。”
苏洵其人“才智奇绝”,但参加考试却屡屡不中。这一则因为当时朝廷以声律取士,而苏洵对声律之学不甚爱好,自谓是学“属对声律,未成而废”; 二则因为当时文坛犹沿袭五代流弊,而苏洵却“以西汉文辞为宗师”,不合时俗,因而他的文章也就难以符合考官的胃口。苏洵崇尚先秦及秦汉散文,于孟子、荀子、贾谊、司马迁诸家汲取较多,尤其推重《战国策》。王安石因此说“苏明允有战国纵横之学”。朱熹则讥其为“杂学”。苏洵的散文中,数量较多、成就较高的是策论、经论和史论。其代表作为《权书》(10篇)、《衡书》(10篇)、《汇策》(2篇)、《六经论》(6篇)、《史论》(3篇)等。这些论议,尽管所论之对象不同,但却有其共性。一是针对现实,有感而发。如《权书》中的《六国论》由探讨六国灭亡的原因,针砭当时朝廷向契丹委屈求和的政策。而《权书·序》更明确宣称,他作《权书》,就是因朝廷对西夏用兵历时长久而全无功效。二是不拘泥于儒家的经典教义。他在《谏论》中说: “仲尼之说,纯乎经者也; 吾之说,参乎权而归于经者也。”因而他的经论,常有“善识变权”的特点。三是言辞简练而说理畅达,辞气雄辩,有战国时期策士说客的风采。这在《六国论》、《谏论上》、《上欧阳内翰第一书》等篇中均可见出。
苏轼是中国文艺史上世不二出的人才。在诗、词、文、赋、书画、文艺理论等方面均有独特的建树。苏轼的散文,转益多师,采撷庄子、孟子、贾谊、司马迁、扬雄、陆贽、韩愈、柳宗元各家之长而锻炼周纳,融会贯通,并形成了“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特色。他各体皆善,政论如《教战守策》、《代张方平谏用兵书》,史论如《留侯论》、《贾谊论》,游记如《石钟山记》、《游桓山记》,碑文如《潮州韩文公庙碑》、《司马温公神道碑》,传记如《方山子传》,杂论如《倡勇敢》,骈文如《乞常州居住表》,文赋如《前赤壁赋》、《后赤壁赋》……都是不胫而走,流播久远的佳作。无论是叙事、议论、写景、抒情,他都能得心应手,纵横驰骋。《宋史·本传》称他“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因为才气超迈,文采风流,即使是他随手写就的一些书简杂记,如《答谢民师书》、《记承天寺夜游》等,亦每每涉笔成趣,饶有情致。可以说,苏轼的许多散文名篇,代表了宋代散文创作的最高成就,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丰硕成果。
苏轼生前,他的散文就名闻遐迩。南宋时更是名重一时。陆游到四川,曾闻当地的俗语: “苏文熟,吃羊肉(意谓可以中举做官); 苏文生,吃菜羹(意谓穷愁潦倒)。”宋孝宗时,已然是“人传元佑之学,家有眉山之书”了。明清以来,经茅坤等学人的宣扬,苏轼散文的声誉日高,直至今日,依然是人们读书作文多所学习的楷模。
苏辙为人内向,禀性沉涵忠厚。他的散文一如其人,外表淡泊而内蕴敦厚。他的政论,师法父兄,旨在探讨兴亡治乱之道,但却不像父兄那样时或“离经叛道”权术机变,而是依据“王道”论“教化”,原本“经术”着翰墨。如《进策》、《进论》、《历代论》等均是如此。苏辙善写游记,着名篇章有《黄州快哉亭记》、《武昌九曲亭记》等。这些游记,笔致洒脱而神气疏荡,体现了他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一文中所提出的周览名山大川以养气,使文笔疏荡而气势充沛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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