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上，客观唯心主义一派，如朱熹，既承认物质存在的客观性，也坚持精神是独立存在的，同时也认为物质与精神两者不可分离而独存。对两者关系作这样的解决，几乎和康德的二元论一致了。心物二元论因其自身的妥协性，无法从根本上脱离和克服唯心论，所以当朱熹一面临物质性的“气”和精神性的“理”孰先孰后的问题，就最终显示了唯心论的色彩。他认为先有了绝对的理，然后才有气，气化育出天地万物，其中也包括人类。他假设说万一山河大地崩陷了，而理终究是仍陆然存在的，认为抽象的理是宇宙间唯一的真实。但是，中国古代的客观唯心论者并不刻意追求哲学体系上的纯粹性，朱熹在其唯心论里容纳了唯物论的成分，他所说的理，同时也意味着客观事物内在的普遍法则，即万事万物无一不各自具有的“当然之则”。正是由于肯定了理的客观存在以及理在事物之中的具体性，他才提倡“格物致知”这样一种认识论上的唯物主义。当然，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中，认识论、逻辑学总是和人生论、伦理学混在一起，往往忽视自然法则和社会规律之间的不同，因而理在事中就可以变成理在心中，格物致知就成了涵养省察或居敬修养了。造化之原既然就在吾心，事物之理既然就在吾身，这样一来，理学的客观唯心主义就和心学的主观唯心主义只相距一步之遥了。主观唯心论者的代表人物是与朱熹同时代的陆九渊和以后的王守仁，史称陆王心学。他们无非是要剔除程朱客观唯心思想中的唯物论因素，使之成为纯粹的唯心论。

九渊像

陆九渊和朱熹有两次大辩论。一次是本体论方面的，其具体的问题是“无极而太极”;另一次是人生论方面的，其具体的问题是修养方法。本体论和人生论是道学的两个主要方面，也是哲学的两个主要方面，所以他们的这两次大辩论牵涉到道学中的全部重要问题，也牵涉到哲学中的全部重要问题。陆九渊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他反对到客观事物中去寻求事理，认为要“先立乎其大者”，学者的修养是要把这种觉悟转化为自己的精神境界。其主要的工夫就是消除个人和宇宙之间的“限隔”。“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就是说，个人的心和宇宙本来是一体的，只是人自己把自己同宇宙隔开了。这种限隔的根源是“私”，私把个人从宇宙中分割出来，束缚起来。学者自我解放的过程就是去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逐渐体会到所谓宇宙并不是一个空架子，相反，其中充满了一切事物和一切原理、原则，这就是所谓“道”。这样就解说了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的话。有这种精神境界的人，是理学家们所谓的“圣人”，成为这样的“圣人”是理学和心学的共同目标。但是他们在达到这个目标的修养方法上有很大的不同。心学的方法完全是主观的，理学即物穷理、格物致知毕竟有些唯物论倾向。心学一派承认“心外无理”，可是他们所说的“心”是宇宙的心，不是个体的心。关于理学与心学“性即理”和“心即理”的辩论，其中心问题在于理究竟是形而上的还是形而下的，而不是辩论理是不是普遍有效的问题。王阳明强调“良知”，从经验体会上讲，人的确是有分辨善恶的能力的，但是唯物主义观点认为，这并不是由于“本心的灵明”，而是由于文化的积累。人生在社会之中，长期受到风俗习惯各方面的影响，不知不觉就有了一种见解，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良知”。心学和理学虽有许多不同，但在道德的基本问题上它们还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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