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武帝时，史学家司马迁创作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着作《史记》。他晚年在《报任少卿书》中说，着史的目的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西汉初年，人们面对周亡秦兴、秦亡汉兴的历史变化，试图从理论上把握历史与现实的脉搏，总结历史变化规律。司马迁作为史学家，也从史学的角度对历史、天人问题进行了探索，并作出了超越时代的极其深刻的回答。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就是要探求天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西汉初年人们面临的一个宇宙观、人生观问题，也是一个历史观问题，更是殷周以来的一个古老的传统问题。

先秦时代，虽然有重人事、轻天命、明天人之分等种种天人思想，但是，信仰天命、天道却是时代的强音。西汉初年，由殷周天命论发展而来的天人感应论盛行一时。司马迁生当其时，受到时代天人问题的影响而欲探究天人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说的天，有时就指神秘的上天，《天官书》以人事比附天象，所体现出的天人关系就有天人感应的意味;但是，大多数时候，他把天看作是时势，即历史形势和时代条件。《史记》对从黄帝至汉武帝两千余年的历史进行描述，其中也有提到神秘之天的时候，但司马迁并不着意去谈论天，而是将重点放在人事和社会的变化上，着重写人的活动，强调事在人为。在《秦楚之际月表序》中，司马迁描述了秦自文公至始皇100多年，行德用力而最终统一天下的过程。秦亡汉兴，刘邦由平民一跃为皇帝，他说：“岂非天哉!岂非天哉!”这里的天似有天命的意味，实际上司马迁更强调的是人的行为。项羽在楚汉战争中失败，死前认为是老天坑害了他，司马迁就认为项羽极为荒唐，至死不明白他失败的原因何在。司马迁认为楚汉胜负的关键是人才的运用，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而刘邦则有张良、萧何、韩信、陈平等一大批文武之才，而且还有多人是从项羽阵营中跑过去的。他还认为，汉之所以得了天统，是汉承秦楚之际的弊政而易于变，与民休息，符合了历史的要求。司马迁对汉武帝封禅求神活动，就多有讽刺之意，由此招来了后人说司马迁作谤书之说。总之，司马迁探究天人关系，主要是谈论人与时势的关系，强调谋事在人，而人的活动又受到时代的限制。他认为人顺时应势就有所为，违时失势则注定失败。总之，司马迁评论历史人物不是从天命出发，而是联系人物的具体历史境遇来评价。

“通古今之变”是指要探索历史发展变化的奥秘及规律。传统史官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以史为鉴，从以往的历史中总结出有益的治乱经验，服务于现实的统治。司马迁通过对历史的考察、总结，首先提出了历史发展承弊通变的观念，认为每一历史阶段的发展总有其弊端，有弊端就须改变，社会由此在变中一步步向前发展。三代以来，世道一再改变，自春秋至汉，由诸侯纷争之弊终于演成秦代天下一统的局面;秦政酷烈，汉承秦弊，又一次完成了天下一统的大业。其次，司马迁提出了世异变、成功大的历史认识。他描写了历史上大小无数次的变化，认为其中最为巨大的两次社会变化，一是禹传子，天下由公转而为私，一是秦统一六国，由诸侯纷争变为一人独尊，由天下割据变为天下为一，由诸侯分封变为郡县统治，由世袭贵族制变为公卿官僚制。司马迁充分肯定了秦统一天下、改变政体的历史功绩，认为这是成功大的异常变化，并批评那些孤陋寡闻、因秦祚短促而不能正确认识秦朝历史功过的人是如同耳食而不知其味，令人可叹。再次，司马迁肯定了伐无道的正义性，并对反抗者的业绩大加称颂。司马迁对汤伐桀、武王伐纣的行为是肯定的，对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反抗暴秦的行为也大加赞扬，并专立《陈涉世家》，为此还招来了后世众多封建史家的非议。司马迁甚至还把视野扩大到社会中的各个阶层，为一些世人眼中的卑贱者，如游侠、刺客、滑稽、日者、龟策占卜当中的倜傥非常之人立传，并肯定他们的历史作用。总之，司马迁通过史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肯定了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以时势考察历史规律，使历史减少了神学、天命论的色彩，为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并产生了深远影响。后世众多封建史学家也大多看重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形成了我国古代优秀的史学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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