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的伦理思想与他的政治思想融为一体，“兼相爱，交相利”是墨学的中心和标志，也是墨子用以处理社会人际关系的普遍原则和根本的伦理观念。爱和憎恶是人和人之间的行为关系和道德情感的自然表露，但在不同的社会阶级和阶层里，有着各不相同的内容。就儒、墨而言，儒家讲仁爱，是把宗法制的亲疏关系考虑在内的，从人情实际出发强调爱有差等，顺次扩大，墨子认为这是偏爱，所以提出兼爱。不过“兼”的对立面是“别”，即由私利来严格区分人与我。兼爱首先是用来反对“别相恶”的，反对独知爱己的自私自利，它的基本精神是视人若己，不仅反对视人我利益对立的自私自利，而且否定亲疏有别的宗法观念。它要人们不分人我，不辨亲疏，以及不别贵贱、强弱、智愚、众寡地彼此相爱、相利。在义利之辨上，墨家是“贵义”的。针对兼爱是否可行的诘难，墨子对可行性作了论证。一方面，他求助于“天志”的神秘力量和君主的政治权威; 另一方面，在理论上，提出了所谓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的对等互报原则。视人若己，爱人利人，不仅无损于自己的利益，恰恰相反，自己的利益正可通过爱人、利人而得到保障。

兼爱的伦理性质，是利己的行为动机和利他的行为准则的结合，其实质是调和个人利益和他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墨子是想让国与国、家与家、人与人，以及上层权贵和普通百姓之间都能互通利益、相爱相利、“和调”相处，而社会则由此达到安治，天下由此得以富庶。所以，墨子称“兼爱”或“兼相爱，交相利”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根本方法。然而，这只是小生产者的一种美好愿望罢了。这种企图以道德的力量来改造社会的思想，无疑是唯心的道德决定论。讲“利”，却又离开社会现实的利害关系，于是，这样的“利”也就成了不可实现的虚幻的利。道德原则一旦超离了人们现实利益关系和政治关系，越是被描绘得美满无缺，就越显得苍白无力。而被其所否定的儒家“亲亲有杀(级差)”的“仁爱”原则，由于反映了社会实际存在着的宗法、等级关系，却具有更多的现实可行性，从而成为封建社会正统的伦理信条。兼爱观念很有些宗教性质，先秦墨家信仰者也很像宗教教团。严格奉行兼爱说是无可厚非的，而借助于天志鬼神的奖惩来鼓励兼爱行为，就容易产生宗教迷信的弊端。当佛教传入和民间迷信盛行后，墨家学说更没有立足之地了，这是它内在缺陷所致，它的内容被取代了。但是不管怎么说，作为中国古老的伦理学说，“兼爱”毕竟有其光辉之处，其精神价值是难以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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