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统是儒家关于传道之统绪、谱系的思想学说。儒家道统观念，应开端于孔子对古代帝王的理想化。孔子把尧、舜、禹等古帝王套进儒家学说框架内，使他们成为儒学之道的最初实践者，并以此作为儒家推行其学说的历史根据。这种思想到孟子时已大致成型。从《论语》和《孟子》两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道统观念最初的演进。孔子理想化的古帝王是尧、舜、禹、稷，孟子则又增加了汤孔子宗周，多称颂周公，以周公作为周代文化的代表，很少提及文王，孟子则多次称颂文王的仁政，并加上了武王;孔子虽把古帝王理想化，但他的言论比较分散，传道的谱系还不见头绪，而孟子因增加了汤和文、武，于是在他那里，从尧、舜到周公、孔子，顺着历史的次序，很自然地出现了一脉有迹可寻的传道线索。孟子不仅分述了古帝王的德性与为人，而且还进一步提出了一治一乱的历史观，认为古帝王们各自代表了一段历史上的大治，因此，他说，500年内一定有王者兴起于天下，尧、舜、禹、汤、文王、孔子各距500年。可以说，儒家传道的谱系，经过孟子的精心建构已初具规模。西汉的董仲舒也认为尧、舜、禹三圣王相继而有一个道通贯其中。

早期儒家的道统思想，作为一种观念，在儒者身上并不怎么强烈。东汉以后，佛教传入，道教兴起，形成了佛、道、儒三教并立的现象，这给儒学的正统地位以有力的冲击。唐代韩愈在佛教兴盛的时代，为了提高儒学在历史及现实中的正统地位，作《原道》大力表彰儒家的传道系统，以与佛教的“法统”即传佛法的系统相抗衡。他认为儒家之道，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尧以道传于舜，舜又传给禹，禹又传给汤，汤则传给了文王、武王和周公，文、武、周公把道传给了孔子，孔子又传于孟子，孟子以后，儒道就受到了一些异说的冲击，历千年而不显。韩愈俨然以孟子的传道后继者自居，自称抱着虽死而无恨的决心，传下儒家之道来。宋代的理学家受韩愈的启发，却抛开韩愈，直接孔孟之道，以传道者自居。程颐为其兄程颢写的墓表上就说： 孟子死后，圣人的学业没有传下来，圣学不传，千余年间也没有出现一个真正的儒者，程颢是孟子1400年后唯一的传道之人。程颐把他兄长纳入传道谱系后，把自己也列入了传道者之列。南宋朱熹认为道统的传授有历史依据，二程兄弟是孟子的嫡传，而他自己又是二程的传人，他也成了传道谱系中的一员。理学以为《尚书·大禹谟》中所说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即是道统所传的道，又叫“十六字心传”。朱熹认为尧、舜、禹、汤、文、武诸帝王，皋陶、伊尹、傅说、周公、召公诸大臣，都以十六字心传接传道统，孔子虽没有王位，却是继承已往圣人而开启后世的人，功业反而超过尧舜。后来，思孟传递圣学，二程兄弟又承接了千年不传的圣学绪业。南宋黄震认为道统的传授问题到朱熹这里才开始显着于世; 后来，元人修《宋史·道学传》，就肯定了朱熹的传道正统地位。韩愈道统观念的目的在于提高儒学的地位，但这却改变了儒学的方向。汉代儒学重王道，宋代儒学重人道。在以往的祀典上，帝王系列和圣哲系列是不同的，帝王是着重政治上讲的，周公以上诸王都有政绩，圣哲是着重教育上讲的，周公以下的圣哲多有教化学说，二个系列的合一，使儒家之道提到了无以复加的崇高地位。

道统观念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在儒者看来，凡是非道统的都是异端邪说，都应受到排斥和批判。孟子辟杨、墨，韩愈辟佛、老，就是儒家道统的排他性的表现。他们认为只有儒家之道才是天下古今唯一的正道，是天造地设的大中至正之道。因此，明代吕坤便说他“宁为道统家奴婢，不为旁流家宗子”。道统观念也带来了反道统的思想，战国韩非就说，孔墨都讲尧舜而其取舍各不同，尧舜不复生，无人可断定什么是真尧舜之道。尧舜生于3000年前，而欲申明它，没有证据就信奉它，这不是愚昧就是诬妄。明代王阳明认为，道是天下的公道，学是天下的公学，绝不是朱熹可私自占有的。后来一些儒者认为，道统的提倡使道不属于君而属于儒生，使论道者有了一种草野重于朝廷的自大，空言重于实际的虚妄无用态度。但这种指摘也有失公允，毕竟醇儒以道统传人自居，扞卫了孔孟学说中有价值的方面，与极权暴政和污浊世道作了积极的抗争，也缘此保持了学人精神和人格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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