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原本是编年体的鲁国史，起始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终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前后记载了242年间的史事，文字相当简约。它之所以成为儒家的重要经典，是因为相传由孔子亲笔加以点纂改定。认为《春秋》含有深意，即“春秋大义”，此说滥觞于孟子。孟子提出历史上有三位圣人，对中国历史进程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一是“禹抑洪水而天下平”，二是“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三是“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并列举出“三圣”，目的在于强调孔子作《春秋》的意义。孔子对鲁国史官的《春秋》旧本稍作修改，一两个字之间就寓意着褒贬，这就是“书法”，即“春秋笔法”。孔子用“书法”诛杀乱臣贼子，昭示大义于天下后世，对一切不正义的人和事就起到了警示劝惩的作用。孔子笔“诛”批判的对象几乎都是各国的国君大臣，在我们今天看来这是作为史学家、思想家的孔子的当然的权利，而在当时这却是僭越名分的行为。所以，孟子也意识到：作《春秋》是天子的事情，孔子有越权的嫌疑。到了汉朝初年，《春秋》的一种重要注解《春秋公羊传》面世了。据说这是孔子为避免当时政治迫害，把非同寻常、惊世骇俗的言论秘传弟子，世代口耳相继，不立文字，最后由公羊高笔录而成。公羊派强调，孔子作《春秋》时，上天已降下符命祥瑞，孔子是新受天命的王——天子，孔子就是继周之后一代新王，在当时他虽未实际掌握政治最高权力，是个“素王”，但他却以《春秋》“垂法”，直接为数百年后的汉朝设定了拨乱反正的王法。这种说法就解决了孟子的矛盾。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它本质上是否定了春秋战国以来思想界的自由，剥夺了思想家批判的权利，非要先论证孔子为“天子”，他才可具有为封建社会制定上层建筑的资格。

像《春秋》这样的国史，原先各国都有，只不过都毁于战乱和秦始皇之手。鲁国的《春秋》经过鲁国公认的大师孔子之手修改，并用于教学，也是可信的事情。《春秋》作为鲁国官方国史有一定格式，例如记载诸侯都称他们原先受周天子所封的公、侯、伯、子、男之类爵位，而不用春秋年间他们自封的“王”的名义，鲁国是周公的受封地，保持周文化传统较认真，这应是正常的现象。孔子继承了这一形式和从周王朝正统出发进行褒贬的立场，并未作大的修改，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汉代公羊派的代表人物董仲舒则发挥道：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在他看来，《春秋》就是以“一统”思想为“大”，而且这个所谓被孔子崇扬光大的“一统”思想是天地古今不可动摇改变的根本之“道”。他恐怕是夸大了孔子的倾向，冒用了孔子的名义，他所认定的“微言大义”，不能算作孔子有发明权，而只不过是秦汉以来疆域空前广大、君权金字塔结构充分建立这样一种新局面在公羊派思想家头脑中的反映而已。这是我们今天看待“春秋大义”的“大一统”思想时需要注意的。从秦汉开始，中国真正有了“一统”的事实，“大一统”思想也日益成为思想主流。它的积极意义是巩固了一个需要统一的国家，维护了与古代农业社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政治结构、社会秩序和意识形态，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生成。但是它的消极意义从一开始就显现出来，董仲舒就是用“《春秋》大一统”原则来作为“罢黜百家”的理论根据的，而他“独尊”的所谓“儒术”也并不等于孔孟所代表的早期儒家思想的真髓。“大一统”不仅钳制了思想的自由，某种意义上也削弱了地方、个人的活力，使封建国家背上了沉重包袱，最终成了要为中国历史进展迟缓承担责任的一项负面因素。

“春秋大义”另外还有一层意义。《春秋》“书法”不顾当时各自为王的实际状况，坚持周天子的正统及其所代表的秩序，表面看是保守主义，但是它针对天下大乱的现实，大力提倡“大一统”，又可以看作是理想主义的革新主张。公羊派所谓《春秋》以“垂法”为主，是预先为经过数百年纷乱之后的汉王朝描绘了一套秩序完整的大一统图景，也不无道理。特别是所谓孔子改制为汉家立新法的精神，成为封建时代思想家有力的借口，时常用来作为议论政治、提出政治上的新方案进行改革的工具。直到近代，康有为还以公羊学派的“春秋大义”，并撰《孔子改制考》，来为维新变法运动张目。从“春秋大义”和“大一统”思想的渊源与流变，从其实际作用的正面与负面，我们可以体会到中国古代思想资源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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