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社会危机四伏，熹宗朱由校上台后，统治阶级内部以阁臣为首的官僚集团与宦官的斗争愈演愈烈。

天启五年三月丙寅，殿试发榜，殿试一甲共3名，分别称为状元、榜眼与探花。榜首大书“余煌”两字。多少士人梦寐以求的桂冠，堂而皇之地落在余煌的头上。

余煌，字武贞，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东南沿海不仅经济发达，而且学者文人荟萃，党派林立。万历末年形成以顾宪成为首的东林党。顾宪成(1550～ 1612)，字叔时，无锡人，万历八年进士，官至吏部文选郎中，以耿直着称。后因事被排挤，与高攀龙等讲学于东林书院，学者称之为泾阳先生。讲习之余，他讽议朝政，评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世称东林党。天启时，宦官魏忠贤独揽大权，政权操纵于魏党手中。天启四年，斗争激化，都察院的副都御史杨涟、佥都御史左光斗、给事中魏大中，御史袁化中，太仆少卿周朝瑞，陕西副使顾大章6人，被魏党攻讦而被捕下了诏狱，在狱中遇难，史称“六君子”。六君子的死，表明魏党独揽朝中大权。为了将东林党人赶尽杀绝，魏忠贤的死党崔呈秀编造《天鉴》和《同志录》，王绍徽编造《点将录》，收集了不依附魏忠贤者的名单，号称“东林党人”，以便攻击迫害。到天启五年，特务横行天下，如果百姓私下议论，或者触怒魏忠贤，就被捕，甚至剥皮、割掉舌头，被杀害者不可胜数。

就在全国上下一片白色恐怖之时，余煌中了状元，踏上仕途。他被选为庶吉士，进翰林院学习，后来因学习成绩优秀，留任翰林院编修。这个职位干好了，可调任六部尚书，然后一跃升入内阁，执掌国政。

从任翰林院编修起，余煌就不自觉地卷入竭力躲避的党争中。天启五年八月，阉党肆无忌惮地毁灭天下书院。十二月，张榜公布东林党人名单，告示天下。局势恶化，政治氛围令人窒息。春节刚过，余煌接到上谕，参加编写《三朝要典》。

《三朝要典》干什么用?它的内容是什么?原来，给事中杨所修建议，将发生在万历末年的梃击案，光宗朝的红丸案、移宫案的章奏、疏文编辑为一书，颁示天下，以此为鉴。三案实际是神宗朝、光宗朝和熹宗朝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斗争的产物。

梃击案于万历四十三年发生。夏五月，一个名叫张差的男子手持木梃闯入宫门，击伤守门宦官，直入慈庆宫——皇太子朱常洛居住的地方，被侍卫抓获。这件事轰动朝廷。万历皇帝虽立朱常洛为东宫皇太子，但与太子的关系一直很冷淡。万历皇帝宠爱郑贵妃，欲立其子为皇太子。所以，梃击一事引起震动。经查实，此事确系郑贵妃指使手下宦官干的。因事关郑贵妃，万历皇帝只得以家庭矛盾处理，没有处罚郑贵妃，只是将张差处死于市口，郑贵妃的两个宦官在宫内处死。

红丸案发生在光宗继位不久。光宗身体不好，刚即位，就大病不起。他自知死到临头，八月三十日这天，在乾清宫召见大臣张惟贤、方从哲等13人，提出封宠妃李选侍为皇贵妃，她是郑贵妃一党的人。当时，意见不一致。就在这时，光宗叫鸿胪寺丞李可灼进药。李可灼称此药为仙药，是为红丸。第二天(九月一日)天刚蒙蒙亮，光宗驾崩于乾清宫。

移宫案，光宗死后，李选侍居住乾清宫，为了独揽大权，就想与皇长子朱由校同住慈庆宫。言官左光斗上疏反对，认为内廷有乾清官，就像外廷有皇极殿，只有天子才能居皇极殿，只有皇后才能居乾清宫。李选侍既不是皇太后，又不是皇长子生母，却居住乾清宫，违背礼分等级。皇太子认为左光斗所言极是，就想将李选侍移出乾清宫。内阁首辅方从哲却犹豫不决，后经刘一、同嘉谟、杨涟和左光斗一再反对，才将李选侍移出乾清宫，迁到仁寿殿。

为了打击东林党，将三朝关于三案的示谕、奏疏加按语编撰成书。该书总裁是顾秉谦、黄立极和冯铨。他们全是阉党，极意诋毁东林，宣扬东林之罪恶。当时，《光宗实录》正在编写之中，凡涉及三案的内容都要以《三朝要典》为标准，更改不符合的内容。《三朝要典》御制序文由顾秉谦撰写，它一出笼，天下士人没有敢说话的了。《三朝要典》使余煌直接卷入这场斗争，站到魏党队列之中。

天启七年，熹宗皇帝驾崩，其弟朱由检即位，改元崇祯，是为思宗。

崇祯皇帝上台后，革除阉党。崇祯元年五月，庚午日，焚毁《三朝要典》。余煌虽然参加编写，但没被牵连遭受惩罚，仍留任翰林院。没过多久，从会稽传来母亲病故的消息，他辞职归乡，回家守孝去了。

3年服孝期满后，起用为太子东宫的左中允官，掌管侍从礼仪， 审核太子给皇帝的奏章文书等。以后又任左谕德，主管对太子的讽谏和规劝。他还担任过右庶子，掌典书坊，任经筵讲官，即每年春二月至端午日，秋八月至冬至日，逢单日由讲官入侍讲读。负责对皇太子的教育和督导， 责任重大。谁知给事中韩源为了讨好圣上， 打击阉党， 上疏弹劾礼部侍郎吴士元、御史华琪芳和余煌参加《三朝要典》编写工作，属阉党，不应该任用。崇祯没有追问此事。遇到别人弹劾，余煌自然要申辩，皇帝特下旨安慰他，要他不必介意。

正在此时，余煌父亲病逝，上疏乞请回家服丧，皇上恩准。服丧期满后，长期不得起用。他便在会稽老家闭门读书，修身养性。

崇祯十七年(1644)四月十九日， 李自成农民军进入北京，崇祯皇帝吊死于煤山。四月廿日，李自成军与吴三桂明军大战于山海关，在农民军即将取胜的关口，吴三桂勾引清兵入关。李自成遂败走北京，四月卅日撤离北京。五月一日，清军进驻北京。全国形势巨变。在南京，明朝官员拥立福王政权。由于权臣马士英和阮大铖弄权倾势，排斥异己，结党营私，抗清良机一误再误，终于酿成“扬州十日”、“江阴之变”和“嘉定三屠”。1645年五月十六日，清兵攻入南京，福王在芜湖被俘。六月，郑芝龙在福建扶持建立唐王政权。七月，抗清官兵在浙江拥立鲁王政权。鲁王政权定都绍兴。总兵方安国与马士英、阮大铖相勾结，操持着鲁王政权。

闲居在家的余煌收到鲁王诏令，起用他为礼部右侍郎，余煌推辞不就; 升任户部尚书，又推辞不就。1646年，下了第三道诏令，请余煌出任兵部尚书。为了限制武将横行，为抗清斗争出一把力，他遂再次入仕。在清兵步步南下的同时，鲁王政权的官员们纷纷竞营私产，不断地乞请赏赐，欲望无止境。他们利用抗清名义，购置产业，贪污腐化。余煌目睹耳闻，气愤至极，上疏极谏革除弊政。他说： “当今国势日益危急，清兵步步南下，直逼我来，而朝政日益纷乱不堪，国家寸土未能收复，军需供给乏匮。诸位大臣，在你们请求祭祀的时候，应当想想先帝的燕尝(注： 冬祭曰，秋祭曰尝。泛指祭祀)准备好了没有; 请求葬品的时候，应当想想先帝的山陵(陵墓)建造好了没有; 请求封赏的时候，应当想想先帝的宗庙有没有享受的祭品; 请求荫封子孙的时候，应当想想先帝的子孙有没有得到保障; 请求封谥号的时候，应当想想先帝的光辉业绩有没有得到发扬光大。”

然而，时政无法补救。清兵兵锋直逼绍兴，1646年六月，清兵攻入绍兴，鲁王浮海南逃。余煌见大势已去，又不肯做清兵的俘虏，遂在六月二日清晨，来到海边，凝望着翻腾不息的波涛，一步步走向大海深处。他以为到了阎王爷那里，谁知见到的尽是活人。原来，他被人从海上救了回来。他无可奈何地闭上眼睛，经过两天痛苦思索，第三天，再次投入大海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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