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攻读刻苦 科举入仕
杨云翼，字之美，祖籍赞皇檀山(今河北赞皇檀山)，到第6世祖杨祖忠时才迁居乐平县(今山西昔阳)，并在那里安家。杨云翼的曾祖父杨青、祖父杨郁、父亲杨恒都在朝廷做过官。杨云翼于金世宗大定十年(1170)出生，自幼天资聪颖，悟性很好，学会说话后，很快就画地作字，学习热情很高。由于刻意攻读，天资又好，一天竟能背诵几千字的范文，而且对天文、医学、数学等知识也努力钻研。但历史环境决定了他日后只能走科举入仕这条道路。
金朝科举发展到这时已日趋完备。按制度规定，凡是进士举人，都要经过由乡试到府试，由府试到会试，最后到殿试四试，只有四试都中选的，才可以授予相应的官职。如果连续5次都是进入殿试才落选，则可以赐予进士及第，授给官职，这种规定称为“恩例”; 还有皇帝格外照顾特定进士及第的，称为“特恩”。乡试日期为三日二十日。府试日期： 策论进士定在八月二十日试策，隔3天试诗; 词赋进士定在八月二十五日试赋及诗，再隔3日试策; 经义进士定在八月三十日或九月一日试经义，间隔3日试策; 然后试律科，试经童，每场正考与副补都间隔3日进行。会试日期： 策论进士定在次年的正月二十日试策，其他各科皆隔3日类推应考。殿试日期： 策论进士定于三月二十日试策，三月二十三日试策论; 词赋进士三月二十五日试赋诗论，经义进士也于这一天试经义，三月二十七日两科一同试论。如果考试这天恰逢雨雪天气，就向后顺延等候晴天。到大定二十九年，这些规定已成定制，不再更改。
金章宗明昌四年(1193)，杨云翼参加乡试，又在府试中取得好成绩，次年进京会试中选，接着夺取了殿试策论、经义两科进士一甲第一名，词赋科也考中乙科。因此，特授其职承务郎、应奉翰林文字。时年24岁。金章宗承安四年(1199)，出任陕西东路兵马都总管判官。金章宗泰和元年(1201)，被召回京城担任太学博士，接着升任太常寺丞，兼任翰林修撰。泰和七年，因要出任上京、东京等路按察司事而被章宗完颜璟召见，章宗以天下形势及政事要务等事向杨云翼询问，杨云翼遵旨一一答复。卫绍王大安元年(1209)，翰林承旨张行简向朝廷推荐杨云翼不但有文学上的才能，而且还精于数学、历法，因此，杨云翼又被召回担任提点司天台，仍兼翰林修撰，不久又兼任吏部郎中。卫绍王崇庆元年(1212)，杨云翼因病辞官回家休养。金宣宗贞佑二年(1214)，有关官员向皇帝呈上官员们的花名册，宣宗完颜珣翻看着花名册，猛然记起了已辞官两年、正在家中休养的杨云翼，随即传旨起用杨云翼为官，仍任提点司天台，兼任吏部郎中。贞佑三年，杨云翼被提升为礼部侍郎，但仍兼提点司天台。
二、忠心为主 备受信用
贞佑四年，蒙古大军与西夏兵马侵入鄜延州(今陕西富县)，接着军事重镇潼关又失守了，军情危急。朝廷商议挽救危局的办法，多数人主张以兵部尚书蒲察阿里不孙为金国兵马副元帅率军出征。杨云翼极力陈说蒲察阿里不孙好说大话，言过其实，任用他统帅部队，一定会耽误国家大事。但杨云翼的意见未被采纳，蒲察阿里不孙领兵出战，果然遭到惨败，金国又丧失了大片领土，国势越来越衰落了。所幸，成吉思汗这时亲率大军西征，只留下木华黎带一支偏师对付金国，才使金又苟延残喘了20年。
金宣宗兴定元年(1217)六月，杨云翼升任翰林侍讲学士，兼任修国史，知集贤院事，并仍兼着过去的那些职务。宣宗完颜珣在给杨云翼的诏书中说： “为官的定制： 升入三品的应先外放任职一个时期。因为爱卿遇事敢于直言，主持正义，据理力争，无愧朝廷，所以朕专门为你破一次例，留你在朝任职。望你不要辜负朕的一番厚意。”这一个时期是右丞相术虎高琪主持朝政，宣宗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此人。有人上疏朝廷，请求对于百姓日常必需的食用油同盐一样，也征收重税，实行国家专卖。术虎高琪见到这样的奏疏很高兴，极力主张照这样办理。宣宗完颜珣感到这是件大事，下诏召集朝中百官共同讨论。户部尚书高夔等26位高官惧于权臣术虎高琪的淫威，同声表示同意。只有杨云翼、赵秉文、时戬等少数官员认为此事不可行，明确表示反对意见，并说明了理由。讨论的结果，由于杨云翼等人的理由充足，因此，仍然按过去的办法实行。这使权势鼎盛的术虎高琪对杨云翼恨之入骨，屡屡找杨云翼的麻烦，无端予以指责，而杨云翼根本就不理睬他。兴定二年，杨云翼被提升为礼部尚书，仍同过去一样兼着那些职务。兴定三年，修筑京师子城，服力役的百姓与士兵多达几万人，夏秋之交，疾病流行，劳工们纷纷受传染而病倒。精通医术的杨云翼提着药箱，奔忙在工地上为病人治病，并安排护理、调养诸事，经他看过的病人，绝大多数很快痊愈了。这一年年底，权臣术虎高琪因妒贤能，树党羽，窃弄权威，自作威福，恶迹昭着，而被宣宗完颜珣设计处死。从此，完颜珣摆脱了傀儡地位，杨云翼的地位也更重要了。兴定四年，杨云翼改任吏部尚书。自从由朝廷筹集财物供应军务以来，那些以钱粟买官吏资格和靠战功得以升迁的官员，实职授予以后，吏部的有关部门在礼仪规程方面对他们要求比较严苛，甚至他们稍微有点儿不合礼仪规程，就马上予以降职或罢免。杨云翼担任吏部尚书后，对此做法十分不满，决心改掉。为此，他先上奏皇帝说：“赏罚之事关系到国家最大的信义，既然允许人们用钱捐官和通过战功晋升，对这一批官员就应当从宽录用，不能过于苛刻，起码不应比对其他官吏还严，这样才能劝勉人们出钱粮买官或在战场上为国家拼命作战、勇立战功。”他的这一建议很快被朝廷采纳，致使金朝末年冗官更滥。
这一年的九月，宣宗皇帝召杨云翼和户部尚书高夔、翰林学士赵秉文三人到内殿议事，对他们全部赐坐，问与蒙、宋、夏怎样才能讲和，有什么好的计策。高夔主张倾全国之力对敌死战，方可战而胜之。宣宗听了这番话很不高兴，因为他清楚再战离亡国就不远了，所以低下头去，很长时间未置一言。见此尴尬场面，杨云翼慢言细语地先以亚圣孟轲的小国侍奉大国、大国亲近小国的道理劝说宣宗。《孟子·梁惠王下》中有： “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勾贱事吴。”因此，杨云翼认为，当时的金国应侍奉蒙古，而亲近宋，同两国休兵罢战，与夏也和睦相处，以求国祚安存。他进一步指出：“为今日之急谋大计，就是尽快使全国百姓卸去战争的重负，喘气歇肩安定地从事农耕生产，那就是社稷民众最大的福分了。”听杨云翼这么一说，宣宗的脸色渐渐温和下来。但单靠言论是救不了国的，金亡只是时间问题，非杨云翼这等文人能拯救。
同年十一月，杨云翼改任御史中丞。金宗室完颜庆山奴出任参知政事，在京兆府路掌管着尚书省的实权。有大臣上奏说完颜庆山奴有违犯朝廷法度的事，宣宗完颜珣下诏命令杨云翼负责审理这个案子。经查，所上告完颜庆山奴的罪状属实，但并不愿得罪皇族宗室的杨云翼却在上朝时避重就轻圆滑地奏道： “完颜庆山奴所犯的都是小过失，没有必要细问。只是过去元军攻掠平凉以西的时候，几个州郡皆被攻破，形势危急，完颜庆山奴却手握精兵不敢向前迎敌。鄜延州领兵将领完颜合达以一座孤城英勇抵抗敌军大部队的猛攻，屡败强敌，战功显赫。同为领兵将领，完颜合达的战功如此之大，完颜庆山奴却怯敌惧战，简直是犯罪。希望陛下明确诏示他们的功罪，给以恰当的奖赏与惩罚。这样，天下臣民就知道大金朝所鼓励和惩戒的各是什么了。至于完颜庆山奴的那些小过失，就不值得再追究了。”于是，完颜庆山奴违犯朝廷法度的罪责被轻易放过，只因畏敌怯战之罪而被免官; 而完颜合达因功得到破格提拔，先任职尚书省掌管朝廷机要，后升任平章政事，封芮国公。不久，完颜庆山奴又被起用，官至留守京兆。
三、直言战和 无力回天
杨云翼天性高雅庄重，自我要求很严格，待人却很宽容，与人的交情一经确定，不管死生祸福就都不改变了。他对于国家的事，尽心尽力，知无不言。在贞佑年间，主持防务的将领们不能抵御蒙古大军的进攻，就打算出兵攻打宋，以夺取宋的领土来补偿失去的土地，所以连续几年调动大军南伐。朝廷中也曾有有识之士建议停止攻宋并与宋和好，但对持这种见解的人，手握军队指挥权的权臣，都以通敌论处。逐渐便无人再提异议了。至于当朝的宰相，他对任何事没有不谈的，只是对于南伐宋一句也不敢提及。杨云翼偏在这时建议说： “国家所忧虑的，并不在于得到南宋的淮南之前，而在于得到淮南以后该怎么办。因为我朝占领淮南后，长江以北就全部成了金与宋的战斗场地了，进而双方有可能争利于长江之上、舟船之间，恐怕我们占优势的劲弓良马就派不上大用场了。宋军如果扼守长江各处要隘，谨慎布防，然后出奇兵潜入淮南，截断我军后勤补给的通道，或趁雨季决堤坝淹没淮南之地，那么，我军如何对付?又怎能保证全军的安然无损呢?”代行枢密使职务的同签枢密院事时全倡议继续南伐宋时，宣宗完颜珣问朝臣是否可行，杨云翼私下里对宣宗说： “当朝大臣全都爱说好话。天下本来有乱有治，国势本来有强有弱，战争本来有胜有负，现在大臣们却只说治理好的一面，而不说乱的一面; 只说国势强盛的一面，而不说失败的一面。因此，他们的说法都是片面的。请允许我从两个方面说一说。我认为： 当前，我国有人欲发动对宋国的战事，并不是贪图宋国的土地，恐怕是西面金夏边境上有警报传来，北面蒙古大军又加紧了对我国的进攻，如宋国再从南面与他们配合行动，则我国就要三面受敌了。所以有人想先下手为强，在宋军尚未准备完成时，我大军乘势先动，给其重大打击，以瓦解宋军对我国的攻势。假使我军出兵攻占淮南一带，宋军战败后，不敢再挑起战端，那么，此战我们就胜利了。但这只是一厢情愿。实际上，即使战争的发展像他们预料的这样，也未必对我国有利。宋国长江以南的地方仍很广大，虽然失去了淮南，难道就不能再召募训练几万人马，等到我国有战争危难时乘机出兵进行报复吗?对宋作战得胜尚且如此，如不胜则将带来更大的灾难。并且我军以骑兵与宋军步兵交战，从道理上说取胜是有绝对把握的，但我仍觉得还有问题，不敢保证我军一定胜利，因为当今的形势与章宗泰和年间(1201～ 1208)已不一样了。泰和年间是冬天出征，现在是夏季采取行动，这是天时上的不同。冬天雨水稀少且河流结冰，大地干涸，陆路畅通; 夏季多雨水，道路泥泞，交通不便，这是地利上的不同。泰和年间，全国上下一心，倾全力南伐，精锐无比的军充当先锋，现在还能做到这一步吗?显然不可能，这是人事上的不同。”宣宗听了默然无语。杨云翼接着说，“要求出兵南伐的人以及赞成这一主张的大臣，只看到了泰和年间伐宋取胜的容易，而不知今天我国的诸多难处。我们且以西夏人为例仔细分析一下。过去，我国把一般的小部队布置在西部边境上，一遇到西夏军就趋前与敌搏战，甚至脱掉上衣杀个痛快; 西夏部队吓得四处奔逃，人人自顾不暇，根本不敢接战。今天的西夏人就不得了了，他们攻陷我国的城池，俘虏封疆大臣，屡次击败我国精锐部队，擒杀领兵的主要将帅。过去他们那样害怕我国，现在却对我国百般欺压凌辱。西夏人既同过去不一样，为什么认为南宋人始终如过去呢?请陛下认真思考一下此次如伐宋得胜对我国的益处，再仔细想一想如果失败将带来的灾祸。以上这些话语也许陛下听了不高兴，却是忠言，我说出来后，就没有什么遗憾和后悔的了。”但杨云翼这席谏阻南伐的话最终没起作用，因为金国要转嫁危机，舍伐宋再无良图。兴定六年(1222)，金大举伐宋，果然被宋军击败，且有一支部队在淮河上架桥遭宋攻击，全军覆没。宣宗为此斥责众将说： “这种结局使我有什么脸面去见当初劝阻南伐的杨云翼呢?”
四、辅佐新主竭尽心力
元光二年(1223)年底，宣宗完颜珣因病去世，哀宗完颜守绪继任大统。刚一即位，完颜守绪就命令杨云翼代理太常寺卿，很快又拜他为翰林学士。哀宗召集群臣商议修复河中府(今山西郓城蒲州镇)的事，杨云翼与礼部尚书赵秉文一同奏道： “陕西民众已很疲惫，再也无力承担修筑城池这样繁重的力役了。请圣上明断。”于是，哀宗便打消了重修河中府的念头。哀宗正大二年(1225)二月，又任命杨云翼为礼部尚书，同时兼任侍读学士。不久，哀宗又下诏令群臣讨论如何减少行政费用，杨云翼说： “节省行政开支这事较小，户部司农就完全办得了，不必在这里商议。现在朝中的大问题是： 枢密院专门管理军机要务，枢密使独断专行掌握了武备机密之事，不许尚书省过问，导致其对尚书省的轻视。尚书省乃国家的最高行政机构，是发布政令的地方，政务不分大小，都应由尚书省总管统领，尚书令的职权就是‘总领纪纲，仪刑端揆’。军旅内的大事，关系到社稷的安危、国家的命运，而包括尚书令在内的5位宰相对于武备情况、军队调动部署等事项，事先却无法得到一点儿消息。据说，是为了保守秘密。这样做的好处与弊端是不能互相抵消的，弊大于利是很明显的。”哀宗对他这番言论非常赞赏，并高兴地予以采纳，下诏令枢密院今后必须将重要军情机密及时通报尚书省，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不报。
正大二年，哀宗决定设立掌管内延经筵的益政院，以有学问、善议论的文臣数人兼任，每天有两人轮番向皇帝讲述《尚书》、《资治通鉴》、《贞观政要》等书，并兼政务顾问。杨云翼被确定为益政院的首选人才，每次哀宗召见他都赐坐椅，并不要他自报姓名。当时，杨云翼给完颜守绪讲的是六经之要—— 《尚书》。他认为帝王应掌握的不是应付科举考试的那一套内容，比如经的产生、如何划分章节、怎样分析句子等，而只要明确把握治理国家、安抚百姓的大纲就足够了。所以他专门选择了《尚书》中“任贤”、“去邪”、“与治同道”、“与乱同事”、“有言逆于汝心”、“有言逊于汝志”等几条，本着儒家正心诚意的经书义理，铺陈扩展考据，解说详细明了。他广征博引、深入浅出、引人入胜的讲解，使皇帝听得入了迷，竟然忘记了疲劳。不久，他又向哀宗进讲了《龟鉴万年录》、《圣学》、《圣孝》之类的文章共20多篇，完颜守绪自觉受益很大。
当时上朝的官吏，在廷议中绝大多数不能把该说或想说的话说完，退朝时大家便互相观望，迟疑不决，逐渐养成了习惯。这一天，杨云翼给皇帝讲完了经书，就趁机说： “若大臣们有事上奏而君主待之有礼，大臣们有事相求而君主施以恩义，则臣民们就都会遵守国家的礼仪法度，连君主的路马(古之天子与诸侯所乘路车之马)也不敢妄加议论，践踏了喂路马的草料的人就会受到处罚，进入君主的门则小步疾走，看见君主赐的几案与手杖会恭敬肃立，君主召见不等车马备好就立即前去，接受君命后就不再在家中住宿。这些都是侍奉君主的礼仪，是做臣子的所应尽的义务。然而，国家的根本利益与灾害，天下百姓的安定与危难，能够让大家畅所欲言，上朝时形式上严明的礼仪规定成了毫无内容的摆设了。让人讲话，君主认为可行的事，认为其事不可行的大臣就会毫无保留地说出不可行的理由; 君主认为不可行的事，认为其事可行的大臣也会坦然讲述可行的道理。言语之间有不相合的地方，虽是引经据典、犯颜直谏、中断公务、以头轫君乘舆轮等行为也毫无顾忌。当前的形势严峻，如果只是屈从侍奉君主的那些虚礼，而不知协助君主治理天下，那么，国家又指望谁呢?因此，应打破上朝礼仪的束缚，让大家把关心重视的大事议完。”听完这席话，完颜守绪很受感动，满怀深情地对杨云翼说： “没有你，朕听不到这样的忠言啊。”于是下诏上朝时大臣不必拘礼，有什么想法就说什么，时间也可以视情况延长。
杨云翼晚年犯了手足麻木不仁的病。他病情稍微好转的时候，哀宗完颜守绪亲自前去探问，并问他治疗这种病用的是什么方子，见效这么快。杨云翼回答说： “只是治疗心病，内心平和了邪气就不可能侵入，同治国的道理是完全一样的。为人君的首先要端正自己的心气，那么，朝廷百官就没有不跟着端正自身的了。”哀宗听了矍然失态，知道杨云翼是借医病的道理来劝谏自己治国的原则，对杨云翼一心为朝廷着想的忠心深感赞许，安慰他几句后即回宫了。
正大初年，金与夏和议始成，开始通好。夏国派遣徽猷阁学士李弁来金国商议互相贸易的事，李弁在两国之间往返了几次都不能定下来，于是金国派杨云翼为使去夏国谈判，只一次就确定了贸易之事。
五、盖棺定论 史册留名
正大五年，杨云翼病逝，终年59岁，朝廷给他的谥号是“文献”。
杨云翼生在金朝末年，为官时金的盛世已过，衰败已是必然，势不可挽，在此形势下，他既要保住官位与自己一家的富贵，同时也想发挥才智有所作为。因此，他只能是一方面极力维护金朝统治者的利益; 另一方面又在不触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条件下，做一些有利于国家与人民的事。例如，他几次试图劝阻金国的南侵行动，于国于民都有好处。金宣宗时，有一次，黄河以北的11位金国居民由于被蒙军游骑追杀无路可走，被迫泅水过河，到了当时南宋的地界。危险过后，他们回到金国，被当地官员抓捕。按律论罪，私自跑入敌国应当处死。报到朝廷，杨云翼开脱说： “法律所以要从重惩处那些私自渡河进入敌国的人，是为了防范间谍和奸民。平民被追兵所迫，泅水过河进了敌国，本是不得已的救死之策。他们没有死于追兵之手，却要死于自己国家的法律。倘使以后再遇上这种情况，就只有投降敌国不再回来这一条道路可走了。因此，如何处理这11个人关系重大，应当慎重。”宣宗完颜珣立即理解了他的意思，下令将狱中的11位平民无罪释放。金哀宗时，有一年，黄河以南的大片金国国土遭到旱灾，迷信思想极重的统治者认为这是国家治理得不好，上天对君主的“谴告”。因此，朝廷很快下诏令，派遣官员到全国各地审理冤狱，只有陕西一地没有派人去。杨云翼为此上朝奏报说：“天、地、人为一体。人某一部分有病了，使得四肢都不得安宁，治病时怎么能单治生病的这一个地方，而置其他地方于不顾呢?遭旱灾的地方应重审冤狱，不遭灾的地区就不需要重审冤狱而使蒙冤者永远含冤负屈呢?”完颜守绪认为他讲得很有道理，马上诏令派员去陕西。可见，杨云翼的确做过一些利国利民的事。
另外，杨云翼精通自然科学知识，这在苦读经书的儒学学子中无疑是佼佼者，也是难能可贵的。他通数学、天文、历法、医卜等学科，并有一定的建树。在兼任提点司天台时，该处有人写了《太乙新历》进献朝廷，尚书省行文令杨云翼订正。杨云翼运用自己掌握的知识，用心考订，指出了该历法中的20多条错误，被后世历法家所称赞。杨云翼在自然科学方面编辑校订了《勾股机要》、《象数杂说》、《五星聚井辨》等书，当然，其中不乏迷信与附会之说，但对于科学发展来说仍不失为宝贵的材料。在文学方面，宣宗南迁之后的20年，杨云翼与当朝名士赵秉文同执文坛牛耳，时人称其为“杨赵”。他所着文集有几卷，具有一定文学价值，并编校了《大金礼仪》、《续通鉴》、《周礼辨》、《庄子》等大量书籍。这些书他都保存于家中，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积累与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杨云翼与赵秉文一同被《金史》赞为“金士巨擘”，是金代杰出的人物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