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之地，天府之国，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军事家历代不乏; 文学家、艺术家更是独领风骚。明代大思想家李贽曾说： “岷江不出则已，一出则为李谪仙、苏坡仙，杨戍仙，为唐宋并我朝特出，可怪也哉!”这里所说的“李谪仙”，就是大诗人李白;“苏坡仙”，便是大词人苏东坡; 而“杨戍仙”则是明代状元杨慎。
一、家学渊源
杨慎的先祖原本居住在庐陵(今江西吉安)。在元末发生战乱时，杨慎的六世祖杨世贤举家迁到湖北麻城，不久又迁到四川新都，并在新都定居下来。新都离成都18公里，号称天府之国的膏腴之地，是历史古城，也是当时的名城。在这样一个充满灵气的地方，杨氏家族迅速崛起。
杨慎的曾祖父杨玟，为当朝贡生，精研《春秋》，擅长欧书，而且为人清廉耿直，替百姓办了一些好事。杨玟在贵州水宁做吏目时，死于任上。杨慎的曾祖母熊氏(杨玟的继室)是位非常贤能的女人，她不仅亲手纺线织布，喂猪养鸡，维持全家生计，而且卖掉身上的玉簪耳环，供儿子读书，结果因操劳过度，双目失明(后来儿子金榜高中时，竟又复明，一时被传为佳话)。
杨慎的祖父杨春，为母亲的操行所激励，勤奋好学，成化年间(1465～ 1487)考取进士，曾任行人司司正(掌管册封、传旨)等要职。杨春晚年辞官，回乡办学，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杨慎的父亲杨廷和，是当朝有定策之功的政治家。他4岁学声律，过目不忘，人称“神童”; 12岁举于乡，19岁中进士，被传为美谈。入仕后，官至华盖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历任武宗、世宗两朝首辅(即宰相)。他曾针对明代后期政治腐败、宦官专权的危亡局势，进行了一系列整饬和革新。有史家评价他是“诛大奸，决大策，扶危定倾，功在社稷”。而且杨廷和还能诗能文，工于书法，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学者。
到了杨慎这一辈，杨氏家族已产生了7个进士、4个举人、一个贡生，是一个真正的书香门第、显宦之家。
只可惜，杨氏家族兴起之日，正是明王朝没落之时。明王朝从明太祖朱元璋1368年建立政权，历经惠帝、成祖、仁宗，直到宣宗朱瞻基时期(1425～ 1435)，国力呈上升势头，政治比较清明，经济发展也较快。但到了代宗、英宗时期，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英宗、宪宗时期，朝政逐渐被宦官把持，宫廷之内，乌烟瘴气，以致人们只知有太监，不知有天子。孝宗时期，起用杨廷和等人，进行了一些改良，矛盾有所缓和。但武宗朱厚照(1506～ 1520)一登基，便重用太监刘瑾等人，沉迷声色，不问政事。刘瑾等人权倾天下，肆意妄为，朝政腐败，人民怨恨。因此，明王朝危机四伏，江河日下，呈现摇摇欲坠的迹象。这种社会环境，使知书达礼、忠于职守的杨氏家族无用武之地，也注定了一代天才杨慎的悲剧命运。
二、少年天才
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十一月初六，杨慎出生于其父杨廷和在北京孝顺胡同的官宅。
杨慎的出生，是杨氏家族的一件大喜事。因为杨慎的父亲杨廷和身居长房，19岁娶妻黄氏，夫妻虽然恩爱，但十多年没有生儿育女，全家人很着急，整日求神问卜。所以，杨慎一出生，便被全家人当成了宝贝，对他寄予厚望，准备着力培养。杨廷和夫妇为儿子取名杨慎，取“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的意思; 取字用修，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意思; 后来，杨慎因爱坐形状如“升”字的小轿，便自取别号为升庵。
从幼年起，杨廷和夫妇便对杨慎开始了有目的的教育。杨慎的母亲黄氏，是眉州名士黄明善的女儿，有很深的文化素养。她亲自教杨慎学习唐诗宋词，并用竹笔筒在纸上印上整齐的圆圈，教杨慎一丝不苟地练习写字。杨慎很听母亲的话，学习刻苦，长进很快，10岁左右，写诗作文，便能一挥而就，在京城小有名气。作为父亲的杨廷和，看到儿子的进步，心中自然十分高兴，但他怕儿子在成绩面前，滋生自满情绪，便对儿子要求更加严格了。一次，杨慎写了首诗请他指正，当他发现诗中有“一盏孤灯照玉堂”的句子时，禁不住想拍案称奇，因为才10岁出头的孩子能有如此意境，实在难得，但他没有流露出兴奋情绪，而是严肃地说： “此诗感情有些孤寂，气氛过于清冷，今后一定要像唐人那样，不仅炼字，更要炼意。”杨慎铭记于心，更加刻苦学习。
杨慎12岁时，母亲黄氏不幸病逝。少年丧母，这对杨慎是一个沉重打击，他几日茶饭不动，神智不清。不久，在新都养老的祖母也去世了，更增加了他的痛苦。这一年，他随父亲由京回蜀守孝。这是他第一次回故乡，使他有机会接受祖父杨春的亲自教导，学业得到进一步深造; 更使他领略到了故乡的山水人情，学到了许多书本上难以学到的东西。
祖父杨春对杨慎的教育，始终把握两点： 一是培养才思，二是培养操行。他一方面教杨慎学习《易经》，练习散文; 另一方面，经常给杨慎讲古代仁人志士立功报国的故事，让杨慎学习屈原、贾谊、班超、苏轼等人的懿言嘉行。所以，杨慎不仅学业进步很快，两个月便能背诵《易经》全文，在散文中写出了“青楼断红粉之魂，白日照翠苔之骨”的奇句，而且立定了“临利不敢先人，见义不敢忘身，虽无补于事业，不忘乎君亲”的志向。
在故乡新都，杨慎除了接受家庭教育以外，还上了1年多的县学，接受了正规教育。后来，杨春还专门为他聘请了一名进士，教他学习儒家经典，希望为他今后登科入仕打下基础。
在家庭的培养和熏陶下，少年时的杨慎便以才思敏捷、出口成章而闻名。一年过春节，杨慎邀几个本家兄弟到郊外赏梅，梅花万点，香气沁人，令人陶醉。他们白天未尽兴，晚上便点灯赏玩。梅树上悬着灯，梅树下饮着酒，灯花梅花，相映成趣，此情此景，令杨慎诗兴大发，脱口咏出一首《赏梅》诗： “疏梅悬高灯，照此花下酌。只疑梅花燃，不觉灯花落。”此诗传扬出去，长辈们称赞说： “奇事奇句，古今少有啊!”
有一天晚上，杨慎的父亲杨廷和在客厅里与友人下棋至深夜，杀得难解难分，围观的人很多，个个兴致高昂。刚学完习、正想去睡觉的杨慎被这个场面吸引过来。他一过来，立即有人提议： “杨公子才思过人，名声远播，何不以今夜下棋为题，作诗一首，以助雅兴呢?”人们齐声赞同，杨廷和也不置可否。这下，杨慎睡意顿时消却，他稍加思虑便打好腹稿，然后展纸挥笔，一首五言律诗便呈现在大家眼前： “兵卒冲千里，将军坐九宫。追风看马跃，吉日想车攻。士相围城固，江河天堑雄。笑谈番几局，月白映灯红。”如此诗才，若非亲眼所见，定难相信，人们交口称赞，再也无心思观棋了。
还有一次，杨慎看到父亲正和三叔杨廷仪评论一幅山水画，便走上前发表自己的看法。三叔有意考他，便让他以诗评画。他认为，以诗评画，唐代诗人元稹有许多名句，便顺口吟出来作答，但三叔坚持要他自己作一首。于是，他凝思片刻，吟出一首诗来： “会心山水真如画，名手丹青画似真。梦觉难分列御寇，形影相赠晋诗人。”这首诗恰当地表达了美景如画、画如其景的意思，实虚相衬，耐人寻味。他父亲和三叔听后，相视而笑。三叔感慨地说： “你这四句，并不在元稹之下啊! ”
三、得中状元
弘治十五年(1502)，杨慎在新都守孝3年期满，便要返回京城。他对故乡的一切都十分留恋，这里的山水人情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令他终生难忘。在由蜀返京的路上，父亲有意陶冶他的情操，带他游历了一些名山大川。每到一处，他便即景赋诗，写出了许多咏史吟物的佳句。其中，《马嵬坡》一诗嘲讽了唐玄宗误国的行径，表现了少年杨慎爱国爱民的情怀，为后人称道。
杨慎回京后，没有满足自己的成就，更加虚心求教，以期在诗文上有更深的造诣。他拜当朝大诗人、学者李东阳为师，与之结成忘年诗友; 并多次向当朝名士杨一清等人请教问题。人们非常赞许他的虚心好学精神，愿意指教，所以他进步自然很快。
弘治十八年(1505)，杨慎18岁。这一年，朝廷开科取士，他随父亲到礼部观看考试现场，看到参加考试的众多举子中，既有少年郎，也有白头翁，个个都孜孜以求，更激发了他发愤进取的热情。他下定决心，打算下次开考时一展雄姿。
明朝科举采取的是四级考试制，即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考生一般先参加县试，及格后称“童生”，这时只是预备阶段，尚未踏上正式考试征途。童生再参加由各省提学主持的考试，即院试，及格后称“生员”，也就是通常说的秀才。然后，再参加3年一度的乡试。乡试由皇帝钦命主考官主持，考中者称“举人”，其中第一名称“解元”。举人在乡试的第二年，赴京参加会试。会试由礼部主持，考中者称“贡士”，其中第一名称“会元”。贡士再参加皇帝在奉天殿亲自主持的策试，即殿试，考中者称“进士”。进士又分为三甲，第一甲三人，赐“进士及第”，分状元、榜眼和探花3个等级。明朝统治者很重视知识，一般是非进士不能入翰林，非翰林不能入内阁，就连一般的秀才、举人，也有见官不跪、免除差税的特权。
武宗正德二年(1507)秋天，年方20岁的杨慎再度回到老家四川，参加乡试。他踌躇满志，挥洒自如，顺利完成答卷。主考官在审阅他的答卷时，为之吸引，高兴地认为自己发现了当代苏东坡。揭榜一看，杨慎名列前茅，考得第三名举人。第二年春天，杨慎由四川返京参加礼部会试。由于他对环境熟悉，胸有成竹，所以考试中文思泉涌，笔走龙蛇，并未费大力气。答卷很顺利地通过了各位考官的判阅，一致认为是“上上卷”，实属难得; 又经主考官审阅，列为首选。但是，由于主考官不慎，考卷竟被火烧毁，致使杨慎功败垂成，可惜之至。
在当时的社会里，十年寒窗，为的就是一朝金榜题名。能够跻身于进士之列，这是多少人可望难即的事情啊! 而杨慎将要到身的桂冠，却由于别人的过失而失去，这对于一个一心上进的青年人来说，是何等强烈的打击! 杨慎一度很愤怒，很苦恼，但他没有消沉，而是坚定信心，积蓄力量，做好来年再战的准备。抱着这种想法，他入国子监深造，一切从头开始，以图他日夺魁。
武宗正德六年(1511)，杨慎先入礼部会试，名列第二名贡士，接着便参加了殿试。他展纸疾笔，汪洋恣肆，很潇洒地完成了答卷。答卷一到读卷官手中，立即引起注意; 然后经李东阳等人传阅，一致给予好评; 最后由武宗皇帝定夺，武宗看后，满心欢喜，立即御笔点为一甲状元。这一切，都是在名字弥封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大家并不清楚答卷者就是杨慎。待到弥封揭开、金榜公布时，大家才知道果然是杨慎。一时间，从京城到四川，张灯结彩，大加庆贺。四川的百姓，更是把杨慎与司马相如、杨雄、李白、苏轼相提并论，引以自豪。
四、直言谏诤
杨慎得中状元后，皇帝即授其为翰林修撰。但他没来得及上任，便因继母喻夫人去世，又回新都守孝3年。直到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才返京入翰林院，充任经筵展书官，点校宋末元初大史学家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并参与纂修《武宗实录》。杨慎在工作中，尽职尽责，敢作敢当，坚持秉笔直书，不畏权势。当时负责考核大臣政绩的吏部，对他有如下的评语： “文章不愧出自状元之笔，工作与‘慎修’名副其实。”但是，正当杨慎雄心勃勃准备施展政治抱负的时候，一场毁灭他前程的政治斗争已经在等着他了。
武宗是一位昏庸无道的皇帝，喜欢搜罗珍宝重器，沉溺于声色犬马，置国事朝政于不顾，多次私入民家，玩弄民女，肆无忌惮。再加上一些权奸推波助澜，乘机搜劫百姓，以致民怨沸腾，江山濒危。这时候，一些忠臣直言谏诤，晓以利害，希望武宗能有改过之意。但武宗执迷不悟，不仅不听劝阻，反而迫害忠良之士。杨慎的父亲杨廷和曾几番进谏，武宗虽不敢公开难为这位当朝首辅，但对他的意见充耳不闻，而且内心充满忌恨。这时候，血气方刚、初入仕途的杨慎，挺身而出，大胆谏诤，表现出一副不避淫威、为民请命的气慨。他在一份奏折中，直接指出武宗的“偏听偏信”、“轻率妄动”、“非事之游”等缺点，认为这不是为人君者应有的品德。同时，他还写了一些诗，揭露武宗迷恋声色、荒废朝政的行为，表达自己关注社稷安危的急切心情。但武宗根本没把杨慎放在眼里，把他的批评只当耳旁风而已。刚直不阿的杨慎感到报国无门，便告病回乡。
正德十六年(1521)，武宗因荒淫过度而一命呜呼，其堂弟朱厚熜即位，是为世宗。世宗原本是武宗堂叔兴献王的长子，只因武宗无嗣而得到了皇位。他即位后第6天，便置国家大事于不顾，下诏礼部，命令大臣们商议给他父亲兴献王加一个什么样的尊号。以杨廷和为首的绝大部分朝廷大臣，主张按帝系继承制度办理，即世宗继位继嗣，称武宗的父亲(孝宗)为皇考，称自己的父亲(兴献王)为叔父。但世宗早有继位不继嗣的想法，打算尊自己的父亲为皇帝，借此提高本家的地位。因此，杨廷和等人的意见，违背了世宗的意愿，双方出现僵峙的局面。杨廷和等人为了缓和矛盾，便做了些让步，即同意世宗称孝宗为皇考，称兴献王为本生父亲。但世宗对这种让步并不买账，只是因为敌对势力太强，自己羽毛未丰，决定暂时将此事撂置一旁，内心充满了对杨廷和等人的仇恨。
嘉靖三年(1524)，一些投机分子为取宠于世宗，重提给兴献王加尊一事，他们与一些仕途失意者结成集团，得到了世宗的支持。不得已，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要求集体辞职，世宗不答应，杨廷和毅然弃官归乡。世宗并未因此而罢手，而是一意孤行，一方面大肆迫害持不同意见的人，一方面下诏称兴献王为“恭穆皇帝”。在这种局势下，养病归任的杨慎领头上疏，反对世宗的诏令，而且提出不与那些阿谀之士为伍，被世宗停了薪俸。但他没有屈服，在群臣议事时振臂高呼： “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 ”在杨慎的感召下，各部大臣共229人，一起拥到左顺门跪地大哭。一时间，悲声动地，情遏行云，造成极大影响。世宗大怒，派锦衣卫前去镇压，先后逮捕140余人下狱，杨慎等180余人遭到杖击，其中17人生生被打死。与此同时，世宗将兴献王的牌位迎到观德殿，隆重地供奉起来，以向反对者示威。几天以后，世宗再次命人杖击杨慎等人。杨慎被打得几番死去活来，最后被削籍谪戍云南永昌卫，赶出了朝廷。一代才子，从此开始了屈辱、悲惨的生活。
五、凄惨谪边
嘉靖三年七月末的一天，杨慎身着罪服，乘坐囚车，被押出京城。京城是政治文化的中心，杨慎本应在这里纵横驰骋，大有作为，现实却残酷地毁灭了一切。37岁，就成了朝廷的“罪人”。回望京城，一股从未有过的孤寂感袭上杨慎的心头。昔日里，他是宰相之子，一甲状元，名满天下，才压众儒; 现如今，他身陷囹圄，解差押送，没有人敢来送行，他也无法向别人一诉离情别意。牛车在秋风中踽踽而行，尘土随着车轮飞动。杨慎仰天长吟： “高秋凉风发，吹我出京华。赭衣裹病体，红尘蔽行车。弱侄当门啼，怪我不过家。行行日已夕，扁舟歙潞沙。”这是一幅多么催人泪下的流放景象! 此时此刻，他内心充满了凄凉，充满了未能济世扶危的遗憾，但他并不后悔，他坚信自己保持了气节。这种信念，支持他活下去。而且，这时候有一颗心与他的心一起跳动，对他是莫大的鼓舞，那就是他的忠实伴侣黄娥夫人。
黄娥， 字秀眉， 四川遂宁人， 生于明孝宗弘治十年(1498)。父亲黄珂乃当朝进士，官至工部尚书; 母亲亦出身名门，颇有教养。因此，黄娥受到良好教育，思维敏捷，诗文出众，为巾帼中的佼佼者。杨慎20岁时，与王安人结婚，但31岁时，王安人不幸病故; 32岁时，娶黄娥为妻。志同道合的才子、才女的结合，一时传为佳话。婚后，两人诗歌唱和，度过了一段诗情画意的美妙时光。但好景不长，婚后第5年，杨慎便要远谪边疆，黄娥的悲痛是可以想像的。她理解丈夫，关心丈夫，毅然伴夫远行。一路上处处对丈夫体贴入微，陪丈夫欣赏沿途风光，寄情山水，淡漠痛楚，这给杨慎受伤的心灵以莫大慰藉。按黄娥的意愿，她要陪伴杨慎到云南，生死与共，但杨慎坚决不答应，他不忍心让爱妻跟自己受罪，让她回新都老家。行至古城江陵，夫妻就此饮泪而别。多情人儿，心似刀绞一般。杨慎挥笔写下一首诗，以寄心境： “同泛洞庭波，独上西陵渡; 孤棹溯寒流，天涯岁将暮。此际话离情，羁心忽自惊; 佳期在何许，别恨转难平。萧条滇海曲，相思隔寒燠; 薰风悲摇心，菵露愁沾足。山高瘴疠多，鸿雁少经过; 故园千万里，夜夜梦烟萝。”
嘉靖四年正月，杨慎抵达云南永昌卫(今云南保山)。身体的创伤，精神的磨难，使他形容枯槁，卧床难起。但人们对这个谪臣并没有冷落和歧视，更没有落井下石，而是出于对英雄的景仰、对才子的爱护和对落难之人的怜悯，给予了极大的照顾与关怀。云南巡按郭楠等人，不顾冒犯皇帝，得罪奸宄，为刚刚到来的杨慎选择良居，安排生活，请医问药。郭楠直接向嘉靖皇帝上疏，要求赦免杨慎等人。杨慎身心逐渐康复，生活逐渐安顿下来。
嘉靖五年，杨慎因父亲患病，获准回新都探望。杨廷和因“兴献加尊”一事得罪皇帝，虽告病回乡，亦没有逃脱迫害，被指责为“罪魁”，先被定为“杀头暴尸”之罪，后“特予宽宥”发落为削籍为民。父子相见，自是格外伤感。父亲病情好转后，杨慎在黄娥陪伴下回到云南。嘉靖八年，杨廷和去世，杨慎夫妇回新都奔丧。办完丧事，夫妻再次分离。黄娥极力压抑住内心的痛楚，劝导杨慎再找一位伴侣，代为照料生活。杨慎走后，黄娥更加凄苦，写下了一连串感人肺腑的诗词散曲，以真实的感情和文笔，在女性文学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她的《寄外》一诗，令众多须眉自叹弗如： “雁飞曾不渡衡阳，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诏风烟君断肠。曰归曰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相闻空有刀环约，何日金鸡下夜郎。”她的散曲： “不明不暗唱《阳关》，无语无言倚画阑，多情多恨肠空断。那人儿甚日还?相思担其实难担! 独树山头路，皋桥渡口船，眼睁睁面北眉南……”令人同情不已。
杨慎远谪边陲，虽然身心受辱，仕途阻塞，却为他提供了一个苦心锻骨、接触下层人民的绝好机会，使他得以潜心治学、感悟人生，终于成为雄视一代的大学问家。
六、学问大成
杨慎11岁开始作诗，去世前也未辍笔。但真正着书立说，主要集中于在云南的几十年间。杨慎的着述极为丰富，据《明史·杨慎传》记载： “明世记诵之博，着作之富，推慎为第一。诗之外，杂着至100余种，并行于世。”他的着述究竟有多少种，说法历来不一，但在朋友和后人的评价或追忆中，多见“冠绝前儒”、“罕有匹比”和“学者恨难睹全”一类的字眼。清代学者李调元在辑刻《函海》一书时，于序中写道：“新都升庵，博学鸿文，为古来着书最富第一人。”从现存的文稿看，有为亲朋好友写的赞词、祭文、铭文、碑文、墓志;也有序跋、评注、考证、笔记、学术论文; 还有对花鸟鱼虫、山川风物、天文地理、书法绘画的研究; 最多的是散曲和各种体裁的诗词; 对戏曲也有一定造诣，像《兰亭会》、《太和记》等，在当时便已脍炙人口。
嘉靖九年(1530)，杨慎约好友李元阳游名胜古迹。一天晚上，他们投宿感通寺，听到和尚念经时一些字读错了音，李元阳便建议杨慎对音韵做些考证，写一部专着。杨慎接受建议，在寺内住了20余天，写成了《转注古音略》一书，成为我国古韵学史上一部承前启后的名着。后来，杨慎又给李元阳写了一封长信，再次阐述了音韵方面的几个重要问题，这封长信，也成了古音韵学史上一部重要学术论着。
嘉靖二十年(1541)，杨慎服戍役路过成都，恰逢巡抚刘大谟正组织人员纂修《蜀志》。刘大谟倾慕杨慎的才志，特聘杨慎主编《全蜀艺文志》。于是，杨慎等人收集了自汉初到明代中叶1600年间共644人的1795篇诗文，选材得当，排列合理，为后代研究四川古代文化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
杨慎最大的成就，还是在诗词上的独树一帜。明代诗词很多，但成就不如汉唐。特别是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模拟前人，形式主义很严重。杨慎生活在那个时代，自然会受到影响，但他没有依傍于哪家哪派，而是以自己的“高明伉爽之才，宏博绝丽之学，随题赋形，拔戟自成一队”。他的诗作极丰，在《升庵全集》81卷中，单是各种体裁的诗就达28卷，计2300余首。在早期，他受李东阳影响较大，刻意追踪前人，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贬谪云南以后，环境变了，心境变了，诗词有了丰富的内涵，特色便展现出来。清代编的《明诗别裁集》，选了他15首诗，都可看出作者有很高的水平。其中，《三岔驿》： “三岔驿，十字路，北去南来几朝暮? 朝见扬扬拥盖来，暮看寂寂回车去，今古消沉名利中，短亭流水长亭树。”《武侯庙》： “剑江春水绿沄沄，五丈原头日又曛。旧业未能归后主，大星先已落前军。南阳祠宇空秋草，西蜀关山隔暮云。正统不惭传万古，莫将成败论三分。”清新沉重，感人至深。在他的诗作中，有一部分是描绘祖国边疆风光人情的，填补了我国诗歌史上一大空白。
杨慎在治学方面也给后人树立了楷模。他治学有3个特点： 一是不拘成见，融会贯通; 二是先博后精，由精至成; 三是注重实际，躬身力行。他反对把经书当教条，盲目尊崇先师，不敢畅抒己见的风气，提出了“圣贤师弟子亦不苟同”、“文章宜经世致用”的观点。他主张博学多闻，认为“博则精，精则神，神则化”。他特别注重身体力行，用实践来检验学问。他常对学生说： “见睫者不若身历，滕口者不若目击。”他的足迹遍及云南，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为他学业大成打下了坚实基础。
七、广交朋友
杨慎谪戍云南35年，云南成了他的第二故乡。他在这个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的地方，这个被称为“蛮荒之地”的地方，扎下根来，与广大人民群众、众多文人志士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和真挚的友谊。
杨慎十分关心当地人民的疾苦。面对贪官污吏的横行霸道，他坚定地站在人民一边，不畏强暴，奋力抗争。嘉靖二十八年(1549)，一些官吏豪绅利用疏浚昆明县内滇池泄水处的海口为由，搜刮民财。杨慎对此非常气愤，他一方面写诗揭露官吏豪绅的罪行，指出“利在数家害百万”，“民命讵比鱼鳖轻”; 另一方面致书巡按，指责此役乃是误听误信、不顾恤百姓生命的举动，希望尽快终止。
在长期的谪戍生涯中，杨慎与少数民族人民朝夕相处，大汉族主义观念逐渐淡薄，各民族和睦相处的思想逐渐坚定。他与少数民族的一位将军交往很深，他的学生中也有不少人是少数民族。在云南几十年间，他的足迹遍及昆明、大理、保山、巍山等地。每到一地，他都深入田间坝上、茅前舍内，向少数民族传播中原文化，了解少数民族历史掌故、风土人情，没有一点儿状元公的架子。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写出了记载少数民族历史的典籍《滇载记》、《南诏野史》等，为研究少数民族，加强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留下了宝贵财富。为了向少数民族人民传播文化，他学会了多种少数民族语言，并且兴学收徒，特意教授。因此，400余年后的今天，云南人民对杨慎仍十分怀念，把他与诸葛亮相提并论，共同祭祀。
杨慎在云南以文会友，结交了大批文学知己。其中，过从最密的有张含、王廷表、李元阳、唐、杨士云、吴懋、胡廷禄七人，被称为“杨门七子”。张含(1479～ 1566)，是杨慎少年时期的同窗诗友，因仕途不畅，便回到老家云南，肆力为诗。杨慎谪戍云南后，老友相逢，更加亲近。两人经常吃居一处，诗歌问答，成为当时诗坛佳话。张含很推崇杨慎，平生单写“亿升庵”、“寄升庵”一类的诗多达200余首，其中“严陵不必逢光武，贾谊何须吊屈平”等句，明显表达了这种感情。王廷表(1490～ 1554)，当朝进士，因受人诬陷而丢官还乡。他与杨慎也是少年相识，在云南又相遇。他俩一同切磋学业，题咏着书，也留下不少佳话。传说一天晚上，以梅花为题，二人比赛作诗，竟达百首。王廷表还不顾杨慎罪犯身份，为之修建状元馆，塑像纪念。李元阳(1496～ 1580)，当朝进士，曾任户部主事等职，为民兴利除弊，颇有政声。他多与杨慎一道出游，切磋诗文，即景题诗，然后汇集成册。杨慎逝世后，李元阳大为悲痛，写下《哭杨修撰升庵》长诗痛悼，一字一泪，痛彻心腑，其中“天边文曜坠，地下不能留。文章推一代，未足羡公优”等句，表达他对杨慎的崇敬之情。另外，唐、杨士云、吴懋、胡廷禄等人，也都是杨慎学问上的知己，生活中的密友，交情非常深厚。这七人，有2名举人，5名进士，多是科举场上的胜利者，仕途上的失意者，与杨慎有共同的心境和语言。他们相互影响，长进很快，后来都成为云南文化史上值得一提的重要人物。
杨慎至交中，也有少数民族人氏，“杨门七子”的杨士云就是白族人。除杨士云以外，还有另一个白族人董难，还有一个纳西族世袭丽江土知府木公等等。他们很崇拜杨慎，经常请教问题。杨慎对他们特别扶掖，以至多有所成。
杨慎在云南广交朋友，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文化交流活动。他和他的朋友们，题咏唱和，考究探寻，着书立论，对促进云南各民族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云南在元代以前，着书立说者甚为了了; 整个元代，着述也不过10种。但从明代嘉靖至明末，区区120余年，着书者达150余人，着述达260余种。这种巨大变化，与杨慎等人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八、遗恨终生
杨慎虽然受到朝廷的迫害和侮辱，长期流放边疆，但他的爱国热忱并未冷却，报国志向并未消沉。嘉靖六年十一月，云南一些土司发动叛乱，滥杀无辜。杨慎目睹百姓遭殃、民族分裂的现状，不顾罪犯身份，临危赴难。他率领戍卒什从，奋力与叛军作战，披甲挥剑，置生死于度外，在士兵中产生很大影响。叛乱平息后，他写了长诗《恶氛行》记载这一事件。在诗中，他谴责了朝廷用人不当，汉官压榨少数民族人民等行为，表达了英雄志士报国无门的心情。
多才多情的杨慎，风华之年遭受贬谪，壮志未酬的悲愤时刻撞击着他的心扉。嘉靖十一年，他登临遥岑楼，一连吟出《春兴》诗8首，爱国报国的感情溢于言表： “诸葛提兵大渡津，河流禹凿迥如新”，“宣室鬼神思贾谊，中原将帅用廉颇。”嘉靖十九年春，杨慎在重庆服役时，凭吊钓鱼城，这是一座有着爱国历史事迹的名城，杨慎抚今追昔，感情澎湃，挥笔写下《钓鱼城张王二忠臣祠》一诗： “钓鱼城下江水清，荒烟古垒气犹生。睢阳百战有健将，墨翟九守无降兵。犀舟曾挥白羽扇，雄剑几断曼胡缨。西湖日夜尚歌舞，只待崖山航海行。”即使到了晚年，他的满腔热情仍未减退。面对国事多艰，边患迭起，他忧患重重，在《病中秋怀》一诗中，他写道： “炎荒避地廿年过，杞国忧天奈尔何”，“安得班超投笔起，戎州暂得破愁颜。”
但是，当朝统治者并不理会杨慎的心迹，不仅对他的报国之志、爱国之举漠然不视，而且一直把他当做眼中钉，欲置于死地而后快。杨慎在云南谪戍38年，其间，不断有人上疏嘉靖，请求赦免他，但始终未被准许，而且有不少人因此而获罪。到了嘉靖中期，朝中人士有较大变动，140余名谪戍人员先后被赦免，却惟独没有杨慎。不但不赦免，而且世宗皇帝很“关心”杨慎的言行，时时过问。为此，杨慎不得不装出痴傻的样子来掩人耳目。
根据明代法律，谪戍者65岁以上便可以由子侄后辈代替服役; 年过70岁者，可以用钱赎身。但这些法律条文，并没有救杨慎，朝廷对他法外施刑，坚持要他服役至死。对此，杨慎十分气愤，他在《感怀诗》中写道： “七十余生已白头，明明律例许归休。归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为滇海囚。迁谪本非明主意，网罗巧中细人谋。故国先陇痴儿女，泉下伤心也泪流。”这正义的呼唤，血泪的控诉，发自一位老者内心，谁听了都会心颤。
嘉靖三十八年(1559)秋天，杨慎这位多才多难的状元在祖国边陲云南与世长辞，终年72岁。他带着满腔仇恨、满腔壮志离开了这个世界。用他的挚友李元阳的诗来形容，真是“点苍山上月，千古恨悠悠”。
人民怀念这位大才子，用各种方法纪念他。他曾在四川泸州服役，为当地人民做过一些好事。他死后，人们把他与另一位遭贬的名人黄庭坚相提并论，至今在泸州城外玉蟾山上，还留有一副对联： “峭壁一孤峰，访黄太史来游，石上已曾留墨迹; 历年四百载，问杨状元去后，山中谁更唱诗回。”在云南，人们把他当成传播文化、开启风化的圣人，称他为“杨夫子”。他的故事、他的名字，在云南妇孺皆知; 他住过的地方，他与朋友诗歌唱和的地方，后来都成了历史名胜，瞻客不绝。有人在他的旧居题诗曰： “先生旧栖此，遗迹空莓苔。滇池一片月，犹为前贤来。”在他故乡新都，人们更以家乡出了这么位才子而自豪。有以他命名的“状元街”，有他居住过的“状元府”; 他当年栽植的桂树，如今已成为新都的象征; 新都的升庵祠，是四川省的重点文化保护单位。
历史是公正的，人民是公正的，杨慎的功绩才学不会被人民遗忘，不会被历史湮没。苦难天才杨慎，人民永远怀念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