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仁堪，字可庄，福建闽县(今福建福州)人，生于清朝一个官僚家庭，祖父庆云曾任工部尚书。王仁堪从小就聪颖好学，苦以砺志，希图能有朝一日报效国家，特别是中国近代屈辱的历史，更在他的心中打下深深的烙印。
同治十三年(1874)，王仁堪由举人考取内阁中书。清光绪三年(1877)，他又参加殿试，考取一甲一名进士，被授予翰林院修撰之职。自此，王仁堪开始了仕途生涯。
一、索伊犁 书劾崇厚
王仁堪所处时代，正是中国备受帝国主义国家侵略凌辱的时代。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丧失大批的主权和领土，从而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沙皇俄国在侵吞我国领土上充当了急先锋。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沙俄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一系列的勘界条约，侵占了我国1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早在咸丰三年(1853)，沙俄就开始侵入我国伊犁河下游一带。同治十年(1871)，沙俄任命科尔帕科斯基为“伊宁远征军长官”，指挥一支近1800人的军队，越过边境大举向中国进攻，占领了伊犁地区，并悍然宣布： “伊犁永远归俄国管辖。”第二年五月，清政府派员与沙俄谈判交换伊犁，遭到蛮横拒绝。
当左宗棠出师西北边疆，收复新疆南北两路后，光绪四年(1878)，清政府又派崇厚为出使俄国大臣，前往俄国谈判索还伊犁。结果，崇厚在沙俄的威胁愚弄之下，竟于光绪五年(1879)八月十七日擅自与沙俄签订丧权辱国的《里瓦基亚条约》即《交收伊犁条约》。条约规定： 中国偿付沙俄“代收代守伊犁兵费”500万卢布(合白银280万两)，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及伊犁南境特克斯河流域大片领土，将喀什噶尔及塔尔巴哈台两处边界作有利于沙俄的修改，俄商在新疆全境及当时的蒙古地方免税贸易，增辟两条由陆路到天津、汉口的通商线路，俄国在嘉峪关、乌鲁木齐、哈密、吐鲁番、古城(今奇台)、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增设领事。可以看出，伊犁虽然在名义上归还中国，但由于其西境、南境都被沙俄割去，伊犁实际上处于北、西、南三面被沙俄包围的境地，随时都有被沙俄重新掠夺的危险。
消息传来，全国哗然。王仁堪偕同修撰曹鸿勋等人上书光绪皇帝弹劾崇厚，痛斥沙俄的侵略野心和崇厚的愚昧卖国行径。在舆论压力之下，清政府将崇厚革职拿问，定为“斩监候”。
二、上奏折，为民请命
自同治到光绪年间，慈禧曾3次提出修建圆明园，以供娱乐。光绪十年(1884)，慈禧将应上交国库的几百万两银子私截，欲用于修建清漪园。醇亲王奕
对慈禧百依百顺，助纣为虐。王仁堪上书弹劾奕
，结果遭到贬谪，外放知府。清廷又在建设海军的名目之下，创设所谓的“海军捐”。这个捐实际上就是卖官。谁想当官，花二三千两白银，可买个实缺州县官; 出四五千两白银，可得一个实缺知府; 如果能出七八千两，就可买一个实缺道台。几年中，用于清漪园的款项达3000多万两白银。颐和园就是在清漪园旧址扩建的，主体工程完成后，慈禧又责成各地总督巡抚“报效”，称做“海军报效”，这些金钱经由奕
之手用于颐和园工程。
光绪十一年(1885)，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签订丧权辱国的和约，世人痛心疾首。国内此时天灾人祸，五谷欠收，百姓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社会动乱日甚一日，各种灾害遍及广东、广西、山东、直隶、陕西、甘肃等省。光绪十三年(1887)，黄河在郑州决口，河南及江苏北部、山东、直隶等省顿成一片汪洋。贪官污吏乘机敲诈勒索，老百姓陷入无底深渊。
光绪十四年(1888)，王仁堪再次上奏，批评朝政。他在奏折中写道：
自从失去琉球、越南、缅甸(这些以前都是中国的属国)以后，日本国谋攫取朝鲜，伺机侵略中国; 英国窥视西藏，威胁我西部边疆; 法国扩大商务，觊觎云南、广东; 沙俄增加战舰，修造铁路，从彼得堡直达珲春，虎视我东北三省。现在列强侵略我国日深，而我国财力亦日趋匮乏，全国民众深望朝廷能够惩前毖后，励精图治。如果现在就认为已经国治民安而闲于朝政，那么，就会造成废弛纪纲，形成难以根除的弊端。
自去年冬天黄河决口未能修复以来，人民流离失所已不止亿万。今年江淮地区又遇苦旱，每县饥民达数十万;夏秋之间，京师地震，狂风暴雨，人财损失无计其数; 东北又遭大水灾，被淹多达十三厅州县，各地纷纷募捐赈灾，其状惨不忍闻。
因此，臣恳请皇上下令停止大兴土木，以救黎民于水火之中。年初皇上曾圣旨修缮颐和园，以供慈禧太后贺庆之用，这诚然是皇上的一片孝心，但颐和园虽然壮观，对皇太后来说也不过是一室之居，一山一水之景，如果因此而动用大笔款项造成人民生活更加困难，惟恐皇太后也不会高兴的。值此多灾多难之时，请皇上将此项工程停止，从今以后，亲念政治，力节游览，以恭俭为心，岂不与国有利与皇太后更有孝心吗?
三、不惧洋 法以同治
光绪十七年(1891)，王仁堪被任命为江苏镇江府知府。三月份，王仁堪走马上任尚不到10天，就接到丹阳教堂的案子。
早在鸦片战争以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教会和传教士就发出要用“十字架征服中国”的狂妄叫嚣，在列强对中国侵略与掠夺中，教会和传教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鸦片战争以后，他们依靠不平等条约和大炮的保护，争先恐后地窜进中国的内地和边疆。到19世纪末，欧美的天主教、耶稣教和沙俄的东正教，先后向中国派遣的传教士达3300多人。这些传教士在中国建立教堂，网罗教徒，为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建立血腥的殖民统治效劳，起了侵略者大炮所不能起的作用。
通过渗入中国各地的教堂，洋教士手捧《圣经》，在慈善外衣的掩护下，干着间谍特务的勾当，并且对中国进行思想文化上的侵略。教会办了许多学校、医院、育婴堂和报刊，撒开一张文化侵略的毒网。
外国教堂所办的育婴堂，实际上是一个残害中国儿童的罪恶场所。同治九年(1870)，在天津法国天主教堂设的育婴堂里发现了三四十具已经溃烂、惨不忍睹的儿童尸体。与此同时，天津一带又不断发生拐卖儿童案件，在拐犯供词中无不牵连教堂，于是民情激愤，奋起反对外国教会的罪行，打死行凶的外国侵略分子和教士，捣毁教堂，火烧育婴堂，救出中国儿童。同治十二年(1873)，发生四川教案，其后，在江苏、江西、湖北等省，百姓和教士互相攻杀，拆毁教堂的事屡有发生。清政府一再妥协，极力保护教堂、教士，破坏群众的反侵略斗争，一次次赔款进一步加重中国人民的负担。
这一次，王仁堪接到的丹阳教堂的案子，又是一起残害儿童案件。当时有人在教堂发现许多儿童尸体，知府王仁堪闻讯后立即赶赴现场查验，掘出大约70具儿童尸体。王二堪殊为震怒，立即报请两江总督刘坤一。他说： 既然是天主教堂，就不应该有儿童的尸骸，如果说教堂准许办育婴堂，就更不应该见不到活的儿童，况且教堂办育婴堂在其它各省也已引起纷乱，但遍查历年条约，传教这一条下并没有准许外国人在中国育婴这一款。外国传教士擅办育婴堂，残害儿童，为非作歹，这是咎由自取，对他们应严惩不贷，以安民众之心。
光绪十七年(1891)，有一个叫忻爱珩的洋人前来拜见王仁堪，说是要募捐兴建中外义学，并且罗列出沿途地方官捐款情况，遭到王仁堪斥责。经查，忻爱珩并无游历护照，于是将其送交该国领事查办。王仁堪报请两江总督照令各国总领事，洋人无护照而到处游历，一律属于流民。如果为非作歹，则按中国法律治罪。
四、勤内政 鞠躬尽瘁
镇江太平湖是四郡五县交会之地，这样一个交通枢纽自然成了商品集散中心。由于管理不善，这里却成了藏污纳垢、坑蒙拐骗之地。
王仁堪上任以后，在太平湖设立乡团以维持治安，抄破诱骗拐卖人口的巢穴，将案犯全部捕获，绳之以法。他又建立悔过所，将那些欺行霸市的人关闭起来，令其悔过自新。当时，驻防在这里的八旗兵多仗势欺人，王仁堪就将其中无赖抓起来严厉惩办，以儆效尤。通过一系列措施，太平湖迅速变成一个秩序稳定，贸易繁忙的商埠。又建立了荷花荡船坞，过往船商免遭风浪之苦，太平湖红火起来。
王仁堪常说： 民乃一邦之本，爱民之官当知民之疾苦。他常常巡行乡里，无论是险阻之地还是穷僻之处，他都坚持亲自去看一看，了解情况。
王仁堪关心农业生产，将修凿渠塘作为自己的责任。官府没有这笔开支，想从老百姓手中集资，根本不可能，他们的生计都难以维持。王仁堪各亲戚旧友写信求助。当地富户商人非常惭愧，自觉地交纳兴修水利的款项。光绪十八年(1892)春，王仁堪亲率众人勘测地势，修复河道，开掘沟渠塘坝。他整日奔波，积劳成疾，终于病倒了。在病中，他仍念念不忘水利工程，时时去看一看。在王仁堪的主持和带领下，共开掘池塘2300多座，修凿沟渠闸坝数以百计。
这年恰遇蝗灾，王仁堪带病督率众人在野外捕捉蝗虫。连日劳累使病情加重，几乎一病不起，他又被送回病床上。躺在病床上，他仍放心不下，天天商讨灭蝗事宜。有一天，他将丹徒知县王芝兰请到府中，口授灭蝗之计。
到了秋季，丹徒、丹阳等地呈现一片严重的灾状，粮食无收，百姓生活雪上加霜。王仁堪又着手赈灾工作，一方面接受赈灾物资，另一方面规劝绅商捐助。在发放赈灾物资的过程中，王仁堪认真清查户口，区分大小极贫次贫，严格检查，没有人敢从中捣鬼发赈灾财，保证20多万人渡过了灾荒。
王仁堪没有简单地将赈灾物资发放完就了事，而是采取牛赈法、工赈法等一举两得的好方法。牛赈法就是有人要卖牛，就由官府出钱，让卖牛人继续养牛，以后归还官府所给的钱和息金。工赈法就是挑选壮丁修凿水利。利用这种方式，疏浚河流湖泊25个，兴修渠道230多条，引长江和运河的水灌溉田地。开挖水塘4600多座，用来蓄集高处的水。地势高不宜种庄稼的，王仁堪就买来桑树、榆树、松柏等树苗，让老百姓栽植。
在金坛、溧阳、薛埠等地，王仁堪采用同样方法放赈救灾，溧阳县城修复一新，金坛、薛埠等地可以灌溉数万亩土地。
作为地方官，王仁堪很重视教育。原先镇江府没有学校，王仁堪在官府前建立“南濡学舍”，还建立“榛思文社”，清理整修宝晋书院等，发展当地的教育。
光绪十九年(1893)六月，王仁堪调任苏州府。他因劳疾旧发，到苏州后就病倒了，带病坚持视事。有一夜外出巡防，受寒不治而亡。镇江士民闻讯，非常悲痛，怀念他为镇江人民做出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