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五年(622)冬十二月的一天，旭日初升，寒风飒飒。大唐帝国的京都长安(今陕西西安)，皇城礼部贡院，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唐朝开国以来的首次科举考试于今日放榜，应试的举子们蜂拥榜前，争睹榜文，但见进士科14人中，“孙伏伽”三字赫然榜首。

大唐王朝进士科头榜状元的桂冠落在孙伏伽的头上。

对孙伏伽其人，朝野吏民并不陌生，已到中年的他有着让人赞叹的不凡履历。

孙伏伽，贝州武城(今河北清河西北)人。在隋朝时，他涉足官场，做了一名官位卑微的小吏，几经升迁，到隋炀帝末年，成为京畿万年县(今陕西西安)的法曹，负责审理刑狱，督捕奸盗，查办赃贿，是万年县颇有点儿权势的官员。不过，他并不满足于小小的法曹，还在编织着飞黄腾达的美梦。然而，他的愿望还没实现，隋王朝就覆灭了。李渊在长安称帝，孙伏伽很识时务地降顺了大唐王朝，积极地为唐王朝出谋划策。李渊建唐数日，他便上疏谏言三事：

“臣听说，天子有诤臣，虽无道也不能丧失天下; 父有诤子，虽无德也不能陷于不义。所以说，子不可不诤于父，臣不可不诤于君。隋朝君主之所以失天下，那是因为不愿意听到自己的过失。当时不是没有直言的人，而是君主不接受劝谏，把自己比为德盛天下的唐尧，认为自己的功德超过了夏禹，穷奢极欲，恣肆妄为。天下才士，肝脑涂地，人口渐少，盗贼日多，君主却不了解，臣子也不敢奏报。假若隋朝君主能广开言路，选贤任能，赏罚得当，人人乐业，谁能将其推翻呢?陛下起兵晋阳，天下响应，但切莫以为唐得天下容易，要知道隋失天下也是很容易的。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一言一行都由史官记录下来。既然如此，怎么可以恣肆所为而不慎重呢?狩猎，要依据农时，不能没有节制。臣听说陛下接受了别人贡送的猎鹰，这是消磨人意志的玩物，是小孩子玩的游戏，陛下岂可如此?又听说相国参军卢牟子献给陛下一把琵琶，长安县丞献给陛下一副弓箭，这几个人都得到了奖赏。《诗经》上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陛下想要得到的，有什么不能得到! 陛下所缺少的，是此类玩物吗?

“百戏散乐本来就不是雅正的乐舞，隋朝末年非常兴盛，人称淫风，不可不改。最近臣听说太常寺从民间借取了500件妇女的裙襦，做为百戏散乐使用的服装，准备在五月五日于玄武门演出。臣以为这种做法不妥，望陛下明诏禁止。

“臣还听说，性相近而习相远。皇太子及诸王身边的人不可不严格选择。凡是不义无赖之徒，喜欢狩猎、歌舞，沉迷声色之人，决不可任用。历史上许多子孙不孝、兄弟离间之事，都是身边的人教唆造成的。望陛下选任贤明，作为皇太子及诸王的幕僚。”

孙伏伽的奏疏，直言无讳。自李渊称帝以来，他是第一个上疏进谏的人。李渊乃贤明之君，对孙伏伽的逆耳忠言颇为赞赏，提升他为治书侍御史，职司评议狱案得失，还赐给他精美的丝绸300匹。

皇上的赏识使孙伏伽大为亢奋，他不断上疏，指陈时政，评说得失，多为李渊采纳。李渊更加赏识孙伏伽。一次，他对大臣裴寂说： “隋朝末年，皇帝昏庸无道，大臣只知阿谀奉承，君臣之间互相蒙骗，上不闻过，下不尽忠，所以社稷倾覆，国家灭亡。朕拨乱反正，志在安定民心。平息叛乱要用武将，守住江山依靠文臣。希望他们各尽其能，以纠正失误。朕很希望博采众议，但只有李纲忠心为国，可嘉可敬; 孙伏伽上疏言弊，诚直可嘉。其他人仍重蹈前朝的弊风陋习，只是俯首听命而已。这哪是朕所希望的呢?”那李纲是观州蓨县(今河北景县)人，慷慨有气节，时为礼部尚书。

李渊称帝三四年，有效地控制了关中地区后，命秦王李世民等麾兵东进，鏖战数月，打败了雄居黄河南北的王世充和窦建德。李渊闻捷，大为亢奋，颁诏大赦天下。但诏下不久，他又命令惩治王世充、窦建德的部下，把他们流放边远地区。孙伏伽闻悉，上疏进谏道： “皇上无戏言，自古如此! 陛下已下令将这些人赦免，现在又要将他们流放。所谓法律，由陛下制定，陛下也应以身作则去遵守，这样才能使天下人畏服。自己不讲信义，而让别人讲信义，这可能吗?行赏施罚，没有贵贱亲疏之分，全凭道义。对王世充、窦建德部下已赦免了的，应维持原判。”李渊再次采纳了他的逆耳忠言。

到武德五年，孙伏伽已是颇受李渊器重、名闻朝野的官员了。但他并不满足，又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了这年十二月举行的第一次科举考试。主考官是职司官吏考核的吏部考功司副长官——考功员外郎(从六品上)申世宁。在参加进士科角逐的30名举子中，他最欣赏孙伏伽的卷子，列为第一。此外，又录取了13人。

进士科始创于隋炀帝，但由于历史湮没，隋炀帝时的开科情况今已不详。在中国科举史上，有名可考的第一个状元，便是孙伏伽。

当时，科举制度初创，状元郎不像后世那么荣耀，也不像后世那么受人推重。孙伏伽中状元后，官位并没升迁，仍做他的治书侍御史。

各地的割据势力一个个被铲除，天下一统于唐，大唐帝国的江山渐趋稳固。然而，李氏皇族内部的权力争夺日渐激烈，秦王李世民力图夺取皇太子李建成的储君位子，齐王李元吉站在李建成一边。武德九年六月，李氏兄弟的争斗白热化，李世民在太极宫的北门——玄武门设下埋伏，射杀李建成和李元吉。两个月后，李渊无可奈何地禅位李世民，自己做太上皇去了。

在这场“玄武门之变”中，孙伏伽拥护李世民，鞍前马后，奔走效劳。李世民即位后，论功行赏，赐孙伏伽男爵，食邑乐安(今山东广饶)。第二年，即贞观元年(627)，又提升他为大理寺的副长官——少卿。

李世民鞍马征战多年，养成了爱骑马射箭的习惯。孙伏伽上疏说： “臣听说天子居住的地方，禁卫九重; 天子若要行动，则出警入跸。这并不是为了显示皇帝的威风，而是为皇帝着想。为皇帝着想，也就是为国家百姓着想。陛下跑马射箭，是极危险的事，臣窃以为不可。”李世民读了他的奏疏，非常高兴。

贞观五年，孙伏伽审理一桩案子，不慎失误，被罢免官职。不久，李世民重新起用他为刑部郎中。郎中位次尚书、侍郎，是刑部的高级官员。任职不久，官复原职，再度出任大理寺少卿，旋即调任吏部的副长官——侍郎。贞观十四年，孙伏伽被提升为大理寺的长官——寺卿。数年后，出为陕州(州治陕县，今河南三门峡)刺史。

到李世民的儿子李治坐天下的第六年， 即永徽五年(654)，孙伏伽因年老辞官。4年后，即显庆三年(658)，孙伏伽寿终正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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