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瓒，字邦献，号见沧。其先汴(今河南开封)人，北宋末徙居钱塘，遂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祖茅茂，父茅麟，后皆以茅瓒显贵赠官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茅瓒少时聪敏过人，喜读书，境内山中有宝觉寺，瓒寄居于此，专攻学业。寺后山石上刻有宋理宗手书“见沧”二字。传说此刻字本埋没于泥土之下，一夜雷雨大作，山洪暴发，茅瓒所居僧舍周围土石纷纷崩塌，惟居室无恙。次晨起视，见土石崩塌处赫然刻着“见沧”二字，自谓得脱此难，必为此神灵呵护，因取此二字为己号。后随其父至京师。当时有豫章人郑先生聚徒讲说朱熹易学，听讲弟子达百余人。茅瓒颇为好奇，亦前往听讲。茅瓒本专精于易，师徒研讨之时，时发高论，当下语惊四座，学识竟在郑先生之上。其时适逢官府开科取士，茅瓒因籍隶外地，父亲打算让他以医者的身份寄籍于此，就地参加考试，他说什么也不同意。原来，茅瓒特别爱面子，认为儒士应当郑重地选择自己进身的途径，以这种低贱的身份参加考试，是有失体面的，宁愿返回老家，以正当的身份参加科试。返浙后，先于学政陈察任内考取秀才，后又在甄别考试中列名优等，但数次入乡闱，皆名落孙山。他仍苦学不辍，志不稍移。嘉靖十六年(1537)乡试得中，次年参加会试。试毕阅卷时，考官——翰林学士、无锡(今属江苏)人华察激赏其才，拟将他列为本科会元，而同僚意见与之相左，力争不成，相互之间弄得颇为不快。结果，茅瓒在廷试中不负华学士之慧眼，被点为状元。原来内阁诸臣初拟状元为陆师道，皇上阅其卷，不甚中意，改批做二甲第五名，暂改袁炜为一甲头名。及至文华殿读卷完毕，已是最后确定名次的时候，世宗皇帝仍没有拿定主意，乃将大学士李时、夏言及学士顾鼎臣召至御前详细计议，数度筛选，终将茅瓒提升为第一，袁炜退至第三。时茅瓒年39岁。又据传他应考进京后，有一天，其家人发现橱子中的碗碟都无缘无故沾露带水，正纳闷时，忽听其内炸裂如雷，半数碗盘竟裂为碎片，家人以为是不祥之兆，恐怕有什么奇祸将要降临。正议论间，忽有报信者飞至，说是茅公子名登魁首，至此，家人才恍然大悟，转忧为喜。此等传闻异词，虽不可尽信，也不失为一段小小的插曲。及第后，茅瓒除官翰林院修撰。嘉靖二十九年(1550)以考绩期满，例升左春坊左谕德。其在词馆期间，刻意于学问之事，用功不减当年寒窗苦读之时。馆中典籍应有尽有，茅瓒得以尽窥其奥，上及六经诸史，下及百家稗说，莫不深入探究。每读一书，皆体会其精髓，以求有得于心，非徒博闻强记以做谈资者可比。嘉靖三十一年(1552)，升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得意仕途时不忘自诫，于南京寓舍内堂自题堂额云：“身教律己严，恪动应矩度。”任内多有建树，如监内诸项规章多以年久废弛，茅瓒为之亲手制定，恢复完善，并严饬属下执行。时官场请托贿赂之事公行，茅瓒于此从不涉足。嘉靖三十二年(1553)调任北监祭酒，实并未到任。次年，就地升为南京吏部右侍郎，不久改任礼部右侍郎。后以居官廉勤，应诏为内撰，遂由南京至都，供职内庭，兼翰林侍讲学士。茅瓒本人仪表堂堂，在皇帝面前又表现得极为恭敬谨慎，因而颇得世宗爱重。嘉靖三十六年(1557)，加太子宾客兼学士衔。先后受赐仙鹤服、飞鱼服，升至二品俸。一人得宠，全家蒙恩，祖父、父亲都被赐予和他一样的官位，祖母、母亲都被封为淑人。时正值奸相严嵩当国，吏治崩坏，茅瓒官吏部左侍郎。该部主管官员的考绩、任免，而吏部尚书正是严嵩的私党，故所选拔任用的官吏，上至部院大臣，下至道台，多为严氏党羽，而置公议于不顾，许多正直的官吏为之侧目。茅瓒虽任侍郎，但像他这样保守谨慎的人是没有勇气同严氏邪党抗衡的，手中又无实权，故只能坐视其弊而不能救。目睹时事，常暗自叹息，由此萌生退意。时茅瓒已年逾花甲，心力渐衰，又患了足疾，不能视事，于是趁机上疏要求退休。疏两上，被允许。从此归家，安心地做起了“太平无事老”。他生病期间，世宗仍然惦念，多次派人问候，病愈后，又赐给黄金，茅瓒即用此金在家乡构建了一座“荣赐堂”，一来可向里人炫耀，二来据他说是“不敢隐君之赐”。纵观茅瓒一生，居官不能大显，可能与他的性格有关。少年时清高自负，从不做曲意逢迎之事; 做了官以后，虽变得谨慎老成，但骨子里的清傲之气并没有改变，对权臣当道者视同陌路，曲意迎合且不屑为，媚附求进更谈不上。这种可贵气节，得到许多同僚的尊重，但某些人也因之忌恨他、排挤他，所以在奸臣当国的时代，像他这样的人是难有作为的。其着作有《见沧文集》15卷，为其门人赵应元所编，其子茅藉吉校刊，大抵皆应酬之作。又留意策学，并有专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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