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魁天下
骆成骧，字公骕，资州(今四川资中)人。骆家世代务农，生活十分艰苦。骆成骧父亲骆廷焕小时候曾跟祖母以织布为生，后来才折节力学，但功名不显，只考中个秀才。骆成骧每次出外考试，父亲都要勉励他奋发立志，金榜题名。
骆成骧自幼十分聪明，初为文字，即惊宿儒。9岁入锦江书院读书。14岁举童试第一，成为“县案首”。后来考入四川着名书院——成都尊经书院读书，受业于清末着名儒学大师王壬秋。骆成骧在书院生活依然十分清苦。他不但不能从家中得到资助，反而要把书院发给他的“膏火费”寄给家里。当时，他有一个穷同学名叫谢泰来，四川射洪人。有一天，谢泰来邀骆成骧对句。他出上联： “至穷无非讨口”。“讨口”是川话乞食的意思。骆成骧应声对道： “不死总要出头。”表现出贫贱不移的气度。光绪十九年(1893)，骆成骧举四川乡试第3名。次年，清政府为庆祝慈禧太后60大寿举行恩科考试。骆成骧进京赶考，落第。为了参加第二年正科考试，节约时间和旅费，经人介绍，骆成骧留在北京八旗官学教书。
这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本用武力迫使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软弱的光绪皇帝希望变法图强，但又无力战胜强大的顽固派。他不明白，这些年来，大清军队为什么不堪一击?国家财政为什么日益困厄?他希望有人为他分忧，他希望得到救国运于水火的人才。光绪二十一年的北京会试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展开的。骆成骧虽然不是激进的维新派人物，但观其试卷，亦不失为一个忧国忧民，赞成改革的读书人。
这科殿试题据说是光绪皇帝亲自出的。一共四问，都和清政府面临的社会问题密切相关。
第一题问的是： “为何开国之初兵少愈强，承平之后兵多愈弱?”骆成骧答道： “大抵艰难之君事必躬亲，故将帅不敢欺，承平之后，君委之将帅，将帅委之偏裨，上下虚文相应，一旦缓急有事，无可恃者，此非择法之难，而实行法之难也。”希望光绪“亲临大阅，取其不力者正以军法，则将帅感恩自奋，而自强之计得矣。”
第二题问的是“为何开创之初财赋少而愈富?承平之后财赋多而愈贫?原因是不是出于会计不精呢?”骆成骧答道： “非会计之不精，实出之多而入之少也。”既而指出，造成财政上入不敷出的现象主要因为“兵额太广，糜费太多，侵渔(贪污)太众，上下相蒙，隐忍不言”。并且提出整顿的方法： “亲核名实，取其虚费者而裁之，取其贪婪者而黜之。则官吏感恩自勉，而自强之计得矣！”
第三题问的是人君节俭行为及其影响。骆成骧认为： “人君奢侈，大臣效之; 大臣奢侈，士庶效之。”他沉痛地指出，当时中国已经十分贫困，国家即使力图节俭恐怕也难以富足，“况于奢侈后将何以为继?”他呼吁政府“念民生之日蹙，思物力之有限，躬行节俭为天下先”。只要当官的带头，整个社会风气就会自然好转。
第四题问到水利与农业问题。骆成骧指陈历代治水成败得失。提出在华北平原大兴水利，发展农业，以减少“转远之维艰”的战略设想。
骆在骧的整个答卷，语言剀切，层次清楚，始终洋溢着为国分忧，变法自强的时代气息。
殿试读卷官理藩院尚书启秀、礼部侍郎李文田、内阁学士唐景崇3人一致赞同以骆成骧的卷子为第1名，但正考官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徐荫轩只同意列为第三。考官意见不一，相持不下。光绪皇帝裁决，钦定为第一甲第1名。
骆成骧成为清代四川惟一的状元。
二、维新运动中
骆成骧中状元后，入翰林院为修撰，掌修国史。光绪二十四年，以修撰身份充会试同考官。
这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下诏宣布变法， “百日维新”开始了。骆成骧倾向于维新变法。五月十五日，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咸丰九年(1859)状元孙家鼐出任第一任监督(校长)，下设4名提调(副校长)负责日常教务。孙家鼐奉光绪特旨，聘任骆成骧为首席提调官。其余3名提调官仅挂名而已。骆成骧吃住在京师大学堂，辛勤操持。
在此期间，骆成骧还与四川在京官员创立“蜀学堂”，讲习新学，宣传维新思想。
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再出训政，缉捕维新人士，“百日维新”结束。
戊戌变法失败后，革命志士川人杨深秀、刘光第被害，“蜀学堂”被封闭，京城一片恐怖。当时有一个川籍达官跑到骆成骧的“蜀学堂”来，贴了一副用大红纸写成的对联： “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骆成骧看了非常反感，当场把它撕去，气愤地说道： “杀人时不会有人来看这种对联！”这个官员恐惶地对他说道： “这是什么时候，你还敢有这般言行?”于是，他重新写了一副同样的对联贴上。骆成骧又毅然把它撕去，并把这个达官撵出了“蜀学堂”。
骆成骧虽非维新变法的中坚人物，但他是光绪皇帝钦定的状元，又倾向于维新变法，也为慈禧太后所不容。慈禧太后阴使人劝骆成骧告退，骆成骧坚决不从，慈禧太后便怀恨在心。光绪二十六年，借全国各省乡试，将骆成骧简放偏远的贵州主持乡试。时骆成骧母丧，遂告归回乡服丧。
服阙，骆成骧还京。光绪二十九年，又被简放为广西乡试主考官。事毕回京，由官费派往日本留学，专攻法政，学成回国。广西巡抚张坚白特聘骆成骧主办广西桂林法政学堂。就在这时，父亲暴病身亡，骆成骧回籍服丧。
三、转向共和
宣统二年(1910)，骆成骧任山西学政。这时，辛亥革命爆发。山西革命党人杀死山西巡抚，成立新的军政府。清王朝的灭亡，使骆成骧痛不欲生，他几欲投井“殉国”，幸亏被人拦住。山西新政府派人请他继续为山西学司，被他骂了出去。儿子凤嶙又是一个激进的革命党人。骆成骧曾极力反对他参加革命，他对儿子说道： “政府久失人望，不免于亡，我难道不晓得吗?但‘革命’事业，别人可以去干，你却不能去干，因为我家所受国恩不是一般人所能比拟的啊！”
后来，骆成骧的思想渐渐发生变化。他在《入蜀诗》中写道： “耻卖生前骨，羞燃死后灰！”他再也不愿死死抱住清朝这具僵尸不放了。宣统三年，骆成骧毅然在要求清帝逊位的“进奏表”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据说，当隆裕太后看见骆成骧的名字时，不禁声泪俱下地问道： “骆状元也主张这么办吗?”
民国元年，骆成骧从山西回到四川。他曾被乡人推为四川省议会议长，四川省筹赈局督办等。当时四川军阀割据，民不聊生。骆成骧看出军阀诸公都不是干正经事的东西，于是毅然挂冠而去。
骆成骧离职后，卜居成都文庙西街上莲池的塘坎街。后来在池畔自筑清漪楼，作为读书隐居之处。清漪楼临池而起，四周柳丝拂拂，环境幽静。骆成骧白天外出教书，晚上登楼吟诗，拥书自娱。
军阀们却爱来找骆状元的麻烦。有的送上厚礼，自称门生，以示尊贤。有的开会议事，总要邀请骆状元莅临，以为点缀。骆成骧对这些行为非常反感。有一次，军阀混战之后，召开“善后会议”，骆状元乘醉而入，对这伙军阀说道： “对以往川战，吾尝有诗云： ‘逞威纵比献忠好，遗爱何如诸葛远。’诸公勉之，吾正握笔以待也！”当时川军司令赖正辉非要看看全诗内容，骆成骧当即抄付，衮衮诸公围拢一看，尽是痛斥军阀误国之语，不禁愕然。
四川军阀陈宦是当年骆成骧在京师大学堂识拔的学生之一。有一天，陈宦忽然带了许多卫兵来到清漪楼，命令士兵把状元的寓所守卫严实之后，才单独进入老师的书房，向骆成骧请教说： “袁世凯密谋称帝，令天下‘劝进’，他派人叫我带头率外官响应。如果我照办，必为国人耻笑; 不干，我身边都是袁的人，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先生您说我该怎么办呢?”骆成骧想了一会儿，对陈宦说道： “这事当然不可明拒。当今局势，成都、南京并重，而南京冯国璋是袁的老部下，你可先谦让由冯国璋带头拥袁。蔡锷正准备从西南讨袁，你又可与他暗中联名致函冯国璋，许冯如袁败后推他为大总统，这样，袁一切笼络之术必然失败。”说完，亲自起草3份内容不同的电文，叫陈宦按事态发展一一发出。
当第一个电报发出去后，袁果然改示冯国璋为外官劝进代表。冯也不愿作俑，正在犹豫之中，又收到陈宦发来的“联蔡拥冯”的密电，于是，冯立即率先反袁。袁世凯猝出意外，犹望最后得到陈宦的支持，不料此时陈宦又按计发出反袁的第三个电报。袁世凯在绝望中一命归天。
骆状元特作《咏剑》等诗以记其事。诗中说： “独将三剑随飞电，千里头行不自知！”又说： “聊凭掣电飞三剑，斩取长鲸海不波！”陈宦非常感谢骆状元，离川北上时，曾以办学生军的名义，赠给骆成骧4000元作为酬谢。骆成骧将钱交给四川高等学校，充为教育经费。
民国九年，骆成骧的儿子从德国留学回来，和父亲讲起德国人如何练习东方拳术，世界大乱，战机潜伏，我们也应当发扬传统武功，强身健体，以备战争之用。骆成骧觉得很有道理。
当时， 四川也有一些武术馆， 但缺乏统一的领导和规章，常常引起无谓的争斗。骆成骧联络一些军政人士，发起成立统一的“四川武士会”。人们一致推选骆状元为武士会会长。骆成骧亲自为武士会拟定新的章程，提倡“强国强种”。每年二月，在成都青年宫摆设擂台，各路武术健儿互相较量，切磋武艺。
文状元提倡武术，当时颇引起一些人的非议，但骆成骧不以为然。他把自己为人作碑文、写字赚来的钱全部捐给武士会，又四处募捐，在成都少成公园建立了一个国术馆。他在清漪楼寓所后院设置一段短短的箭道，每天清晨拉弓射箭，一时传为佳话。骆成骧晚年主要从事教育工作。他曾担任四川省国学院院长。又在成都东胜街筹建资属中学，主要招收资中籍学生读书。
1926年，骆成骧病逝于成都故居。死后，一无所有，赖地方人士资助，葬回资中故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