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殿试夺魁

宣德五年(1430)，罗伦出生于永丰(今江西广丰)一个普通农民家里，自幼深受封建礼教的熏陶，谦让温和，孝仁恭敬。他5岁那年，曾跟随母亲去一处果园，满园飘逸着花果的芳香，地上也落了不少成熟的果子，许多人纷纷抢夺落在地上的果子吃，唯独罗伦不去抢，等到人家给他，他才接受。家境的贫寒使他过早地成熟起来，他上山砍柴放牧，总是带着书去诵读，从没有中断过学习。考上县学以后，他立志于从事对圣人学说的研究，他说： “学习知识不能使一个人变坏，坏人都是自己学坏的。”吉安(今属江西)知府张宣对他家的贫困深表同情，有时周济他家一些粮食，但是，罗伦总是满怀感激地将他的粮食退回去。人穷志不短的罗伦，就这样磨炼了自己的意志。家庭的贫困使他的双亲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罗伦为丧失了双亲而悲痛欲绝。

功夫不负有心人。明宪宗朱见深成化二年(1466)，他在考完会试之后，参加了殿试。洋洋万余言的答卷使他高中榜首，成了明帝国又一个状元。

二、关于“夺情”的奏疏

三月的北京，春天已悄悄来临。被授为翰林院修撰的罗伦更是意气风发。不久，内阁大学士李贤奔丧之后，就奉诏回朝了，没有守3年的孝。罗伦针对此事，写信给李贤，劝他不要这样做，但是，李贤不听他的劝阻。于是，罗伦上疏言： “我听说朝廷援引杨溥的故事。”罗伦在此所说杨溥的故事，是指宣宗时，召杨溥入内阁，与杨士奇等共典机务，后来他母亲病死，他办完丧礼后，朝廷把他召回起用，没有守3年的孝。罗伦继续说： “现在又起复大学士李贤。我私下对李贤说，起复乃是大事，与纲常风化密切相连，不可不慎重。过去，陛下的制策中说过： ‘朕夙夜拳拳，欲正大纲，举万目，使人伦明于上，风俗厚于下。’臣以为，所谓明人伦，厚风俗，没有比孝更重要的了。在礼中，儿子有了父母之丧，国君应当3年不到其家叫他出来任职。子夏问孔子说： ‘3年之丧，金革(甲、兵)不回避，这也是礼吗?’孔子答： ‘鲁公伯禽(周公的儿子。周公辅佐周成王，留在东都洛阳，封伯禽于鲁地。他在位46年，是个有作为的君主)这样做过。’如今能那样做的人，我没听说过。陛下对于李贤，是因为金革之事而起用他吗?这是没有的事。是以重臣来起用他吗?礼中也从未见过。

“作为人君，应当以先王之礼教导他的臣下; 作为人臣，应当遵守先王之礼来侍奉他的国君。从前，宋仁宗起用大臣富弼，富弼辞道说： ‘臣下不敢遵从旧制，去重复前代的错误。当根据《礼经》来行今天正确的事情。’宋仁宗最后听从了他的请求。孝宗时，曾起用刘珙，刘珙推辞说： ‘身为百姓，国家没有门外之寇，很难冒金革之名，以私窃利禄之实。’孝宗不再勉强他。这二位国君，没有以所谓的旧制强制其臣子; 二位臣子，未尝以旧制顺从其国君。所以，史书上称赞他们做得好，士大夫也以此为美谈。就因为国君能以孝教导其臣子，臣子亦有孝心对待国君。宋代自此而后，就没有什么礼仪可谈了。权臣王黼、史嵩之、陈宣中和贾似道之徒，都援用旧制起用，使天下风俗败坏，社稷倾危，给国家带来了大灾大难，亦为后代人所讥笑。就因为君不以孝教导臣下，臣下也没有以孝心忠于国君。陛下一定要李贤肩负国家大事，那么，李贤虽然身不可留在朝廷，口还可以说。应该下诏使他像刘琪一样虽身不在朝廷，但得以参与国家大事，对国事知必言，言必尽。陛下对李贤的建议，闻必行，行必尽力。李贤虽不再起用，就像得到起用一样。如果他知道而不能尽言，言后又不能尽力推行，即使起用也没有什么益处。

“况且，陛下并不是没有庙堂之贤臣，庶官无贤士。君如盂，臣如水。水之方圆，取决于盂。臣下是否正直、奸佞，国君要如实奖惩。陛下在退朝之闲暇，应亲近直谅博洽的大臣，讲圣人之德，崇圣人之学; 询问大政的得失，体察老百姓的生利病死; 访求人才，研讨考证古今的盛衰之道，舍弃独断的偏见，纳逆耳之忠言。贤人群策群力为朝廷尽心，又何以等待违背先王的《礼经》，损坏重臣的名节，然后才使天下达到治世呢?

“臣见近年来，朝廷以夺情(丧服未满，而朝廷强令出仕)为常规，缙绅以得到起用为美名，食稻穿锦之徒一个个出现在庙堂上，不知此种人对国家有多大的干系?况且，妇对于舅、姑之丧，都要服丧3年; 孙子对于祖父、祖母，则要服齐衰(五服之一，次于斩衰，以粗麻布做成，因其缉边缝齐，故称齐衰)1年。夺情于夫，最初不干于其妻; 夺情于父，最初不干于其子。如今，有的家庭如故，妻子儿子不回来，于是号称天下曰： ‘本想守完丧期，但朝廷之命不允许。虽是三尺童子，我知道他也不信这样说。’为人父者，都盼望其子之回报，怎么能像现在这样呢?为人子者，都应有回报父母之心，怎能容忍像现在这样呢?自己理亏，不能教别人正直，忘掉了双亲的人，不能做忠臣。陛下为什么要选这种人并起用呢?

“如今，大臣被起用，群臣不以为是错事，而顺从称赞他; 群臣的起复，大臣也不以为错，而且从中促成其事。这样，上行下效，形成风气，混然同流，天下人都有无父而不归的思想。臣下不忍看圣明之世，纲常废坏，风俗沦落。诚愿陛下秉礼行事，允许李贤回家服丧。其他已经起复的人，再令他们奔丧; 未起复的，全部允许他们守完服丧期。倘若有金革之变，也应从墨衰之权宜(墨衰是黑色丧服。在家守丧制，丧服用白色，如有战争或其他重大事件不能守丧制，要以服墨色服丧代替丧服)，使之对外勇猛作战，对内尽心守丧。这样会使朝廷端正风俗，天下大一统，大臣重视法规，群臣效仿。人伦由此而得明，风俗由此而得以纯厚。”

他这篇长疏宏论一上报，像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大臣们惊慌失措，宪宗也气愤至极，下诏将罗伦从北京赶到福建任市舶司副提举，管对外贸易去了。御史陈选上疏为罗伦开脱，宪宗不听; 御史杨琅上疏为他申辩，也遭到宪宗的严厉训斥。不久，李贤病逝，罗伦的事才有了解决。

三、闭门研读圣贤之学

在罗伦贬为市舶司副提举时，御史涂棐到福建巡按考察。司礼监太监黄赐求见涂棐，涂棐拒绝了。泉州(今属浙江)知府李宗学因为收受贿赂被涂棐按察，于是，他攻讦涂以自解，黄赐从中主张其奏为实。涂棐、李宗学被征发，在审训中，其词牵涉到罗伦，应当一起被逮捕。镇抚司某个人却说： “罗先生怎会至于此呢?”当即审问之后，罗伦才得以幸免，涂棐也复了官职。

李贤死后的第二年，大学士商辂上言，劝皇上要善于纳谏，对于敢于上谏的言官要支持，因上谏而被冤枉的言官应该平反。罗伦的事情才算有了了结，官复原职，后改任南京。不管怎样，总算是名义上给了答复。任职2年后，罗伦因病归乡，从此没有再入仕途。

罗伦为人刚正，严于律己，只要是大义所在，就会毅然决然地去做，视名利富贵淡如水，这和他自幼的教育及家庭的贫困都有关系。当他归乡安居时，提倡节俭，邻里人都遵从，没有反对的。他虽为朝廷命官，但衣食粗淡，有的朋友实在看不下去，就送给他一些衣服，结果，他看到路边有挨饿受饥者，又将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他们穿。更有甚者，一次，有个朋友来访，早上留客吃饭，一看家中竟无米，他妻子只得向邻居家借，到中午才开始做饭。但罗伦都不以为然。

他不追求富贵名利，专心于研究圣贤之学。金牛山是人烟稀少之处，他便在此建一小陋室，闭门读书、着书。因他才学渊博，慕名而来求学的人很多，在学者中，有“一峰先生”之称。

成化十四年，因贫病交加去世，年仅48岁。嘉靖初年，世宗皇宗听从御史唐龙的建议，追赠罗伦为左春坊谕德，封谥号为“文毅”。一代刚正不阿的封建卫道士就这样去了。他在福建时的所作所为为福建百姓所尊敬，在他死后，福建百姓专门为他建立了祠堂，以纪念这位清正的好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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