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字文叔，隆庆府普成(今四川梓潼东北)人。少有奇才，日诵数千言，能融会贯通，文章也写得很好，以聪颖闻于乡里。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黄裳参加壬戌科殿试，一举夺魁，成为南宋第55名状元。

中状元后，黄裳被授予巴州通江(今属四川)县尉，开始仕宦生涯。

在巴州任内，黄裳关心民众疾苦。巴州总领李蘩饷师，名为“和籴”，实际上是在压榨、剥夺农民的财产。黄裳作为一个小官，不畏权贵，作了一篇《汉中行》赋，借以讥讽李蘩。毕竟黄裳有状元头衔，李从此取消“和籴”。这件事使黄裳名声更着。调任兴元府(治今陕西汉中)录事参军时，四川制置使留正推荐他向朝廷上奏，就四川的军民大事发表见解，很受孝宗赏识。不久，提升为国子博士。

由于母亲过世，他辞去官职，回家乡服丧。孝宗得知，赐钱70万，以示抚慰。服丧期满，仍召为国子博士。

淳熙十六年(1189)，光宗赵惇登基，改元绍熙，广求治国之计。黄裳趁机上奏，论军国大计。他认为： 中兴与守成不同，纵观天下形势，有3项大事要做： 一是设行都，因为出攻入守，应该据利便地势，最便于能攻能守的行都当设在建康(今江苏南京); 二是富国强兵，不可不求功利之实，要讲求实效，不能不搞好吏治，对各级官吏，要严加考核，根据他们的功劳大小升迁; 三是立重镇，扞内御外，应有缓急之备，从吴至蜀，设汉中、襄阳、江陵、鄂渚、京口5座重镇，用朝廷重臣据守，守好五镇，南宋可以平安无忧。这五镇之中，最重要的是荆、襄二地，因为荆、襄属于江苏至四川一线的中央，地势又平，金人入侵必以二地为易取。如果金人占领二镇，就切断了吴蜀这条防御线。这是南宋边防最重要也是最让人担忧的一段，应多多分兵把守。

在国子博士之后，黄裳还做过太学博士、秘书郎等，时间都不长。一生中比较重要的一段经历是担任嘉王(即后来的宋光宗)府翊善。他援古证今，即事明理，不断开导嘉王，且敢于直言，表明自己的观点。黄裳善于以古讽今，如讲授《春秋》“王正月”篇，说明周代的国王，犹如现在的皇帝。那时国王不能号令天下诸侯，就不称其为王。同样，如果皇上不能统御郡镇，也就不成为皇帝了。因为现今的郡县，就好比周代的诸侯国。周朝末期，由于国王不能号令诸侯，所以，《春秋》中一定要写“王正月”一篇，旨在让诸侯明白国王的正统地位。当今大宋之境土，和宋太祖时比，不及当时的4/ 10，然而，仍跨吴、蜀、荆、广、闽、越200州。统治他们的是各州知府，统帅部队的是九都统。设若当今皇上不能统御这200州守和九都统，那也就不能统治天下了。黄裳还拿唐太宗和嘉王相比，认为唐太宗年仅18就举义兵，平祸乱，而嘉王年纪比唐太宗大，却连九都统都不知道，从而劝他好好学习。第二个例子是黄裳借吴端事教育嘉王。嘉王提升东宫旧人吴端。吴端感激涕零，拜谢嘉王。对这样一个人物，嘉王却在中厅迎接他。黄裳就此事给王讲授《左氏春秋》“礼有等衰”，认为王者之学，应当见诸行动。而嘉王待吴端显然没有轻重之节，就是没有懂等衰之义。一番言语，使嘉王更觉自己学识肤浅，从此更加敬重黄翊善，也更爱学习了。黄裳趁机因势利导，自制八图(太极、三才本性、皇帝王伯学术、九流学术、天文、地理、帝王绍选和百官)献给嘉王，供他学习。

黄裳崇尚心学。他给嘉王规定的学习方法，就是学习体之以心，以心为严师，凡于心有一丝一毫不安的事，都不可以做。由于黄裳教导有方，讲解明白，给嘉王开列的书目虽多，嘉王亦乐于用心研读，不觉其繁。即使黄裳有些话使人难堪，嘉王也乐于接受。孝宗对黄翊善的教育也很赞赏。

黄裳在嘉王府利用一切机会教导嘉王努力学习，不忘国耻。每年的节日，他都写诗寄托心意。有一年春节，他曾尝试制造浑天仪和舆地图，并作诗献给嘉王，教导他学习应如天运之不息，同时看到舆地图则不忘祖宗开创的基业已大半陷于异族之手，至今未归。以此激励嘉王立志向学，收复失地。嘉王对黄裳所写之诗十分赞赏，亲笔抄好赐给黄裳。

黄裳十分敬佩朱熹的才学，上奏以朱熹40年学问之积淀，如果召他为府僚，那将对朝廷大有裨益。光宗高兴地接受了他的意见。

从绍熙二年(1191)起，黄裳先后担任起居舍人、中书舍人和给事中等职。他利用接近皇帝的机会，参与朝政。由于性格刚直，敢于直言，能扶正压邪。某年，赵汝愚出任同知枢密院。监察御史汪义端以为祖宗之法，宗室不能执政，不断上疏痛诋赵汝愚，想让光宗罢他的官。黄裳则认为赵汝愚事父孝，事君忠，居官廉，忧国爱民，出于天性，如青天白日一样光明正大，斥责汪义端之见还不如奴隶看得清，建议将汪驱出朝廷。结果，赵汝愚保住了官，汪义端被贬出京城。像这种事，黄裳在给事中任内，一个月封驳不下十数次。由此引发出有关台谏的一番宏论，深为当朝及后世所推崇。他认为： 自古以降，皇上不能从谏，无非出于三方面原因： 一是“私心”，人有私心，就会固执己见，对谏言就听不进，所谓忠言逆耳; 二是“胜心”，以私心处理事情，就处处事事追求以己之见胜过谏者之言; 如果台谏力主正确观点，那么，就会与谏者为仇，生出“忿心”，这是第三个原因。因私而生胜，因胜而生忿，忿心一生，做事就会有悖常理，作为一国之君，就可能犯大错误。

对于黄裳的这些劝诫，光宗并不十分欣赏。而在对待孝宗的态度上，光宗和黄裳的分歧就更大了。光宗一直对孝宗疑心重重，甚至忧疑成疾，未尽孝敬之道。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趁机推波助澜。内侍杨舜卿甚至劝光宗连孝宗所在的重华宫也不要去朝拜。他们父子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

黄裳对皇上父子之间的猜疑深感忧虑。尽管有疾在身，毒疮折磨得坐立不安，但是，他仍然多次上奏折，劝光宗尽孝尽忠。首先，主张对内侍杨舜卿之类从中作梗的人定斩不饶，建议光宗对孝宗五日一朝。其次，用人之时请皇上注意念恩、释怨、辨谗、去疑、责己、畏天、防乱、改过。黄裳最注意的还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即除去光宗的疑虑，使之宽心，主动亲近孝宗。他认为，孝宗只有光宗一个儿子，对光宗疼爱有加，会尽力助他成功，不会有三心二意。父子之间互相猜疑，将会贻害无穷。

当时孝宗身体欠安，国家内外交困。黄裳出于忧国忧民之心，在多次劝谏无效的情况下，请求辞职。他认为： 担任待制，本当朝夕面见皇上言事，以补救圣上过失，而光宗既不听谏，待制之职就可以废除了; 侍讲本当引经援古，劝君以孝，光宗却不向孝宗问安，大义已丧，讲书又有什么用呢?侍讲之职也就可以不设了; 翊善当穷义理，教皇子以孝，光宗既不能以孝事父，此职亦可废。黄裳自作主张，离开京城，坚决要求辞掉待制、侍读和翊善三职。孝宗下诏，他才回到京城。

宁宗即位之时，黄裳已病重不能上朝了。宁宗仍任命他为礼部尚书兼侍读，黄裳以病辞谢。虽不任官于朝，仍时时关心国家大事。他不断上书提出一些问题，如委任大臣要得时、得人，奖用台谏，笃于孝爱，勤于学问，薄于嗜好等等。

宁宗朝中韩侘胄潜弄权柄，宰相赵汝愚并未发觉。黄裳为此十分忧虑，毒疮痼疾加上忧伤过度，使他过早地离世，时年49岁。宁宗听到黄裳过世的消息，既吃惊又悲伤，遂赠资政殿学士。

黄裳为人简易端纯，笃子孝友，与人言谈，言无不尽。有《王府春秋讲义》及《兼山集》传世。嘉定年间(1208—1224)，追谥“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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