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图书的编辑出版在世界上富有民族性并独具特色。我国书籍产生很早，考古发现早在夏代就已产生。其编辑出版可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说明。

(一)从书籍的载体材料看，我们的祖先曾把文字刻在龟甲和兽骨上，刻铸在青铜器上，甚至把整部的儒家经典，数千部的佛经镌刻在上万块石碑上。流通较广的当数刮削过的竹片和木板，因其取材广泛，价廉易得，整治方便，可以连缀成册，使用了很长的时间。与此同时还把文字写在丝织品上，称为帛书。帛书具有体积小、分量轻、容量大、携带方便等优点，只是价格昂贵，但都诱发了人们发明既有竹木之廉又有织帛之便的一种新型图书载体——纸张。纸具有一切文字载体材料的优点，并且克服了各种的不便，是一种最理想的书写材料，这是中国人对世界文明的杰出贡献。

(二)从书籍的装帧设计看，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固定的书籍制度，并且不断发展演变。纵观中国图书形制的发展，可以由汉、唐为界划分为三个时期：汉代造纸术发明以前为竹简帛书并行时期，通行的是简牍制度;汉以后至唐为纸写本时期，通行的是卷轴制度;唐代印刷术发明以后为印本书时期，后逐渐过渡到册页制度。简牍制度是我国最早的书籍制度，它有如下特点：①时间长。竹木作为书籍载体几乎与甲骨、金石同时，不知孰为后先。纸发明后，竹帛仍与之并行几百年，直到东晋末朝廷下令“古者无纸，故用简，今诸用简者宜以黄纸代之”，竹木作为书写材料的使命才逐步结束。②内容广。从经史文集、诸子百家到尺牍、版图、文书账册，历史上有名的发现就有孔壁藏书、汲冢竹书，近年又有居延汉简、云梦秦简、曾侯乙墓战国简，以及银雀山竹简、马王堆竹简等。③形式固定。从取材、整治、刮削、书写、编连、等齐、收卷，到长度、字数、函札、检、署、封泥等，逐渐形成定制。卷轴制度受简策影响，于帛书时期产生。以汉初马王堆帛书为例便可看出，折叠、收卷、卷轴三种形式是并存的，“图穷匕见”、“鱼雁传书”均为帛书。到纸发明后，形成完整的卷、轴、褾、带四部分。卷轴制一般用竹木作轴，隋代内府藏书考究者，精装用琉璃、象牙、玳瑁、紫檀等贵重质料作轴头。卷轴制后期由于卷舒展读不便，受梵夹装影响，由经折装、旋风装、龙鳞装等形式逐步向册页制过渡。册页制度是印刷术发明后形成的。早期为蝴蝶装，元代有包背装。明中叶后线装兴起，近代又有了精装和平装，沿用至今。若细分还有包角装、金镶玉等多种名称。

(三)在图书复制印刷方面：初期的图书复制靠手工抄写，不仅费时费工，而且极易出错，严重地阻碍了图书的传播流通。经过多方探索，反复实践，在捶拓和印章等技术的启发下，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世界上最先发明了印刷术，对世界文化又作出了新贡献。古代印刷包括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和套版印刷三种类型。雕版印刷起源于佛教寺院和民间坊肆。具体时间有东汉、东晋、南北朝(北齐)、隋、唐、五代和宋代七种说法。前三种证据不足，后两种已被文献实物推翻，只有隋唐之际较为可信。唐代印刷品实物与文献记载较为丰富，从中可考见印刷术发明轨迹。一条是以单幅佛像——密宗经咒——图文并茂的佛经为脉络的寺院刻书;另一条是以民间历书、字书、小学、阴阳杂书为主的坊肆刻书，而且很快传到南朝鲜和日本。活字发明于北宋庆历年间。布衣毕昇的胶泥活字印书法，在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有详细记述。南宋周必大，元初杨古，清代翟金生均用泥活字印过书。元代王祯发明木活字，明代用来印家谱、邸报。清代金简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明代锡山华氏和安氏用金属活字印书，成果显着，最大部头的铜活字印本为清雍正年间印的一万零四十卷的《古今图书集成》。套版印刷的发明时间过去认为是元代，现据1974年山西应县木塔所出的辽代印刷品彩印《释迦牟尼像》可知为宋辽时期。明代餖版、拱花技术发展较精，除吴兴闵氏和凌氏外，颜继祖的《萝轩变古笺谱》、胡正言的《十竹斋画谱》、《笺谱》，以及清代李渔的《介子园画谱》都十分出色。

(四)从分类目录和古籍编目上看：我国第一部综合性分类目录是西汉末年刘向编的《别录》及其子刘歆完成的《七略》，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分类目录。刘向父子的成果独具匠心，有极丰富的内容。《七略》除总序辑略外，还有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数术略、兵书略、方技略，条理清晰、井然有序。略下分三十八个小类，系统完整，轻重平衡，创造性地运用互着别裁等方法，反映了当时在辑佚、校勘、编辑、古籍整理、分类编目诸方面已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刘宋时，王俭编《七志》加道佛二经，实为九志，体系依《七略》，又不同于《七略》。梁人阮孝绪编《七录》，内篇为五(经典、纪传、子兵、文采、技术五章)，外篇为二(道录、佛录)。三国时魏人郑默编《中经》，西晋人荀勖据之编《中经新簿》始创四分法。又经东晋李充的调整，至《隋书·经籍志》已有按经、史、子、集排列类名及细目的系统书目。清代乾隆年间官修《四库全书》，四分法已臻完善，类目更加分明。四分法沿用近二千年，至今整理古籍仍沿用经过改编的四库分类体系。后来郑樵在《通志·校仇略》中突破四分法，总古今有无之书，分为十二大类，有所创新，并提出较系统的分类理论，对分类目录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古籍编目上，有官修目录、私藏目录、史志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等，每类均有其特点、源流及价值。特种目录又可细分为个人着述目录、地方文献目录、丛书目录、禁书目录、刻书目录、版本目录、善本目录、举要目录、解题目录、辨伪目录等。

(五)从中国出版印刷业的发行情况看：早在春秋之际，公私藏书就已对贵族和有阅读能力的人开放，活跃了当时的学术思想。汉代国家藏书控制较严，私藏流通率较高，故培养了一批经学家。西汉末出现了槐市书肆，并有了一批以抄书为业的佣书或经生。印刷术发展后，图书流通更加便利。中国古代的刻书出版事业可分官刻、私刻、坊刻三大系统及寺院、书院两个旁支。官刻即政府刻书，又分中央与地方两个方面。中央官刻始于五代冯道奏请刻儒经。前期以国子监刻书为主，后期转到以内府为主。两宋有各院、监司。元代有兴文署。明代有司礼监、经厂本、各部院本。清代以武英殿为多。地方官刻，宋代遍及全国。以公使库本最着名。明代除各地布政使司、按察司外，藩王府本别具一格。清代前期地方政府刻书极少，后期各地官书局曾兴盛一时。私刻即私人出资刻书，也称家刻，始于五代杜审知、毋昭裔。宋代文人豪绅以藏书刻书为风，如岳飞之孙岳珂等。毛晋汲古阁是我国古代最大的私人刻书家，四十年刻书六百种。清代乾嘉学派以考据、校勘、辑佚为长，多刻丛书。坊刻即民间以刻书卖书为业者，起源最早，子承父业，世代相沿。我国有许多刻书数百年的世家，他们刻书内容面向民间，形式多样，适合民众需要，为传播保存文化立下了不朽功绩。由于书市生意兴隆，公私藏书开始出现借阅流通，公私藏书在编史修志办书院等文化活动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清朝政府开设了同文馆、上海江南制造局译书处，至清末又出现了商务印书馆等私营出版机构，形成了民间译书高潮。到近代，古代藏书开始向图书馆过渡。

(六)从治书之学看：前人留存下来的文化遗产中，由于各方面原因，夹杂着大量真伪难分的典籍。要正确利用它们，就需要认真地考辨，这种学问叫辨伪。有些古籍虽然已经亡佚，但却有零篇断句，或较完整的章节“隐”于其它书籍之中，要把这些篇章、语句搜辑起来，恢复古书部分原貌，这种学问叫辑佚。一部分由于多次传抄、印刷，形成不同的本子，要想得到正确无误的书籍，就要讲究鉴定各种不同的版本，这种学问叫版本鉴定。一部书在流传过程中，往往有脱、缺、讹、衍等现象，误用这些资料，就要致谬，故研究学问不但要有版本知识，还要作校勘工作，又称校雠。这几门学问都是围绕图书展开的，故统称治书之学。治书之学大体始于汉，兴于宋，至清代达到鼎盛。

(七)在图书编纂方面：中国古代编纂了许多可称得上世界之最的巨帙大书。巨型类书丛书的编纂是古代中国博大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显示了中国古代文献的宏富、图书事业的兴旺发达。中国最早的一部类书是三国时魏文帝曹丕令儒臣编的《皇览》。唐代有《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白氏六帖》四大类书;宋代又有《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玉海》等四大类书。进入明代，明成祖朱棣令解缙、姚广孝等编纂的《永乐大典》，引书八千多种，堪称世界上最早、最大的百科全书，计22 937卷，11 095册，三亿七千万字。清代康熙年间，陈梦雷编辑的《古今图书集成》贯通古今、汇通经史、天文地理皆有所记。全书六汇编，三十二典，6 109部，10 040卷，一亿六千万字，是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代百科全书，被外国称为《康熙百科全书》。另一大部头是清乾隆年间官修的《四库全书》。收书3 461种，79 309卷，存目6 766种，93 556卷;一部就有36 000册，二百二十九万页，九万九千七百万字，集中国古代典籍之大成，称得上是世界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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