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世界上农业出现最早的国家之一。黄河、长江流域为我国农业文化的摇篮，与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恒河流域同为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心地。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我国的历史一直绵延未断，而其他三个古文明地区则出现过中断的现象。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和成就卓着的农业，是由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祖先共同创造的。他们在长期的农业生产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因而我国的农业生产和技术在世界史上得以长期居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在近万年的历史中，我国的农业科学技术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中国农业发生很早，考古资料证明，在距今七八千年前已有相当发达的原始农业。以种植业来说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发现三百多个长方形窑穴，其中八十个有粮食堆积。堆积厚度现存分别为0.3～2米不等。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在十多个探方广达四百多平方米的范围内，普遍发现稻粒、稻壳、稻秆的遗存，有的甚至形成20～50厘米厚的堆积层。这些都不是农业刚刚发生阶段的情形。据此推测，中国农业发生的时间大约在七八千年前。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气候多样，自然资源包括动植物分布也不同。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各地区农业的发生和发展就不可能先后一致，快慢相同，构成类型和耕作方法也不一样。因此，各地区的农业面貌和进程总是不尽相同和不平衡的。根据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如河南新郑裴李岗、密县茂沟以及河北武安磁山出土有关农作物遗存可以初步得出结论：在七千多年前，黄河流域中游和长江流域下游的原始种植业已开始趋向于两种不同类型的发展。黄河流域中游可能是北方农业发生最早的地区，这里较之黄河上游及其以北的自然条件要优越些，地势较低，气候温和，黄土疏松易耕，具有发展旱地农业的较为理想的条件。稻是需要大量水和高温的作物，长江下游温暖湿润的亚热带地区就成为我国最早种植水稻的地区之一。在距今四五千年前，黄河、长江流域，甚至包括珠江流域部分地区的氏族部落已较普遍地形成了以原始种植业为主，兼营家畜饲养和采集渔猎的综合经济;有些地区则以畜牧业为主;有的氏族部落还过着以采集渔猎为主的生活。原始种植业的两种不同类型，也基本形成，即北方黄河流域为种粟等作物的旱地农业，南方长江流域则为种稻等作物的水田农业。这一时期，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比以前更多，制作技术也更为进步。还出现了长久性住房和大规模村落定居遗址，住房周围窑穴的数量比以前多，容积也增大了，反映出定居的农业生活已相当发达。家畜饲养也比以前发达。这一时期，马和鸡已被大量饲养，后世所谓的“六畜”——狗、猪、牛、羊、马、鸡都已俱全。但从各地出土的考古资料来看，在我国新石器时代驯养最早和最多的却是猪，其次是牛，再后是狗、羊、马、鸡等。这说明在原始社会猪是六畜之首。石制与骨制的箭头和矛、石弹丸、鱼叉、网坠、木桨等渔猎工具，以及榛、粟、松、栎、朴树的果壳和螺蛳壳、蚌壳等的大量出土，说明渔猎和采集经济在人们生活中仍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北方，从东北到内蒙古、新疆，再南向西藏一带地区，经济生活呈现了多种状况：草原、半荒漠和森林地带，以至山区的氏族部落形成了以畜牧业为主，兼营种植业和采集渔猎的经济。东南部一些滨海或面临江河湖泊地区的氏族部落，虽然已有了原始种植业和家畜饲养，但是采集、渔猎在经济生活中仍占重要地位。夏、商、西周时代，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和长江流域一些地区正经历着耕作区日益扩大，把游牧业进一步挤向北部、西北部边缘地区和山区的过程。这个时期，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是奴隶。他们没有生产资料，也无人身自由，被人称作是“会说话的工具”;农业的主要生产资料土地，完全归奴隶主所有，即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广大的奴隶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创造了我国早期的农耕文明，发展了我国早期的农业技术。这个时期，我国的农具已有了明显的进步：一是利用金属(青铜)做农具;二是开始出现了中耕除草的农具。青铜农具比之木制农具具有轻巧、锋利、难度大的特点，对提高劳动效率起了重大作用，而且磨损以后仍可回炉再铸。因此，青铜农具的出现和使用，是商周时代具有了明显进步的标志之一。中耕除草农具有钱、镈等。园艺栽培在商周时代已开始萌芽，菜地叫圃，用篱笆围起来的叫园。园内是既可以种菜，也可以种果的。商周时代专门用来养禽兽的地方叫作囿，但囿内有时也种植着或保护着一些蔬菜种或果木的。故《夏小正》中有“正月、囿有见韭”，“四月、囿有见杏”的记载。但是当时的园艺作物还不是很多的，大多数还处于自然生长的状态。大田生产技术，在夏商西周时期有了显着的进步。在土壤耕作方面，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垄作的产生。杂草和害虫，是当时严重威胁农业生产的大敌，在这个历史时期已初步找到了解决的方法，这就是草长锄除，虫生火烧。商代的甲骨文中，已有马、牛、羊、鸡、犬、豕六畜的全部名称，可见当时已经六畜俱全。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发生大变革的时期，农业生产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铁器自此广泛使用，牛耕逐渐推广，社会生产力有很大提高。其结果，耕地得到大量开垦，数口之家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出现。春秋时期，我国已经从青铜冶炼中，学会了炼铁。随着冶铁业的发展，铁便开始应用于农业生产。到战国时期铁农具的使用就相当普遍了。据考古资料报告，在现在的河北、河南、陕西、山西、内蒙古、辽宁、山东、四川、云南、湖北、湖南、安徽、浙江、江苏、广东、广西、天津等省市(区)即当时战国七雄的地方，都已发现了铁农具，充分说明，铁在农业生产上使用的普遍。出土的铁农具，种类很多。有铁犁、铁镢、铁臿、铁锄、铁铲、铁镰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铁犁的出现。铁犁耕地效率虽高，但需要的动力很大。牛耕的使用，使人从笨重的耕地劳动中解放出来，这是我国农业技术史上使用动力的一次革命。这个时期，为了解决农业的灌溉问题，兴建了一些大型的农田水利工程。如漳水渠、郑国渠、都江堰等。与此同时，井水也被利用起来。为了提高提取井水的功效，当时又创造了利用杠杆原理以减轻劳动强度的提水工具“桔槔”。春秋战国时期，我国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发现，“火耕”后草木灰留在地里，除草后杂草烂在地里，都可以使庄稼畅茂，收获增加，从而渐渐懂得给庄稼施肥是一种增加产量的有效方法，这便引导我国农业生产走上了施肥的道路。可见在我国利用绿肥的历史是相当悠久的。到战国时期，我国的耕作技术已逐渐趋向于精细化，具体表现，就是这一时期对“深耕熟耰”的提倡;而且西周时期的起亩垄作技术，发展到战国时期，便形成了甽亩法。这个时期，列国纷争，战争频繁，战马的需要量很大，同时更需要大量的跑得快，挽力大的良马和良牛以供军事和生产上的需要。马、牛等家畜的创伤和疾病也需要治疗，这样，便促使了相畜术和兽医在这一阶段的发展。相马的有伯乐，相牛的有宁戚。当时兽医的医疗方法是：“灌而行之，以节之，以动其气，观其所发而养之。”秦和两汉是种植业迅速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的黄河流域，是全国的经济重心。秦汉政权为了解决这一地区干旱少雨的矛盾，发展农业生产，曾在这一带大兴水利工程。但是，兴修水利只能解决部分地区的灌溉问题，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整个黄河流域干旱少雨的矛盾。这样，就促使人们从耕作上找出路，即适应黄河流域自然特点的耕作技术。如代田、区田等的耕作法，以耕、耙、耱为中心的抗旱保墒耕作措施等便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耕作保墒，是这一时期在土壤耕作上一个最杰出的创造，它为北方干旱地区指明了抗旱保墒新方向，从而奠定了我国北方土壤耕作技术的基础。与此同时，我国在农业生产上又创造了穗选法、留种田、绿肥轮作制、嫁接、温室、天敌治虫等技术，发明了耧车、翻车等农机具。所有这些创造与发明，在当时的世界上，都具有最先进的地位。

东汉末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黄河流域由于长期战乱，古代农耕重心地区遭到严重破坏。长江以南、五岭以北广大地区和巴蜀，逐渐发展成为比较重要的农耕区。特别是江南地区，由于人口、劳动力的增加，水利工程的兴修和北方一些先进技术的传入，农业生产水平开始赶上一再遭到破坏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改变了“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的状况。东北辽河流域和西北河西走廊的种植业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特别是云南，种植业开始得到稳定的发展。隋、唐、宋、元时期是南方水田农业技术的发展时期。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统一全国，结束了南北朝长期分裂、对峙的局面，使南方的农业生产迅速发展起来。公元755～763年“安史之乱”以后，北方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国家的财政收入，越来越依赖南方。唐代前期，南北种植业都有较大的发展，不过北方仍占有一定的优势。中期玄宗天宝以后，长江下游一带已成为全国的主要产粮区。农业区的重心已开始由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五代十国时期，黄河流域由于前后九十余年的军事破坏，已疲惫不堪。南方因战争破坏较少，两大河流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差很多，北方日益依赖于南方。北宋时，经济发达的地区都在南方。南宋时期，由于北方劳动人民第二次大批南迁，和南方农民一起，进一步开发了江南，农田面积不断增加。南宋后期，棉花栽培区迅速扩大，越过南岭和东南丘陵而向长江和淮河流域推进。总之，南宋时期，我国的农耕重心已明显地由北方转移到了南方。这个时期水田生产工具得到了改进与创新。汉魏时期创造出来的翻车，到唐代已逐渐普及，并且传到了日本。到了宋代，在今浙江、江苏、江西、福建等地已普遍使用。翻车不但用于灌溉，而且还用于排涝。到元代，翻车又有了发展，出现了牛转翻车、水转翻车，畜力和水力被运用到提水灌溉上来了。唐代还出现了一种名叫“水轮”的提水工具，原理和筒车相同，可见筒车在唐代已经发明。宋元时代，筒车又进一步改革，创造了驴转筒车和高转筒车。此外，这个时期还创造了垦田用的铁塔(四齿)，平田用的田荡和平板，拔秧、插秧用的秧马，耥田用的荡耙，耘田用的耘爪，晾稻用的乔扦……等等。一套稻田耕作，栽培所需要的农具，这时期基本都已完备了。这个时期，稻麦二熟制得以形成和推广。唐代，在气候温暖的地方，稻麦二熟。到了宋代，稻麦二熟制便在长江流域发展起来。稻麦二熟制的形成，是我国耕作技术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这个时期，我国的园艺业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据《齐民要术》记载，北魏时期，我国果树的种类有34种，蔬菜的种类有31种。到宋代，据文献记载，我国果树的种类增至70种，约增加了120%，蔬菜的种类增至39种，约增加26%。专业户的出现，是这一时期园艺经营中的一个重大特点，如唐代，已有以栽培柑桔为业的“桔籍”，宋代，又出现了以种花为职业的花户和接花工。唐宋时期，我国的农学相当发达，问世农书之多，为以往所未有，就其内容来说，不少农书研究的问题，都具有开创的性质。在这些农书中，比较重要的，要推宋代的陈旉《农书》和元代的王祯《农书》。明清是我国传统农业技术的深入发展与继续提高时期。在栽培技术上，明清时期创造了冬谷法、小麦移栽、甘薯留种等技术;田间管理技术上，明清时期创造了油菜打薹技术，发展了棉花整枝、水稻耘耥和烤田技术。而且从明代中期起，原产美洲新大陆的玉米、甘薯、烟草、花生等作物，相继引进我国。我国农作物的结构，从此发生了新的变化。水稻这时已跃居粮食作物的首位，小麦成了北方的主粮，甘薯、玉米等已成为举足轻重的粮食作物。秦汉以前盛极一时的黍稷，这时已退居次要的地位。通过连作、间作、套作来提高复种指数，是明清时代农业生产上的重要特点之一。我国的耕作制度在这个时期获得了飞速的发展。在北方黄河流域形成了二年三熟制和三年四熟制，在南方长江流域形成了多种形式的一年二熟制;在闽江和珠江流域则形成了一年三熟制。

纵观我国农业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出农业生产的特点。首先是成就突出，至少在有文字记载的四千多年来，稳定而没有中断过。虽然几千年来，中国农业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天灾人祸的考验，始终没有出现过由于技术指导上的错误而引起的重大失败。另一个特点是有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由于创造了一整套精耕细作的农艺技术，使我国的粮食产量，达到了古代世界最高的单产水平。总之，我国古代农业文明是光辉灿烂的，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为中国农业乃至世界农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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