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清乾隆年间编撰而成。全书共抄了七部，分贮在七个藏书阁。七部全书由于抄成时间不一，抽补散失情况各异，它们的总数又各不相同。人们经常提到的文津阁本，共收书3503种，79 337卷，36 304册。至于目录上的数字，据《四库全书总目》所载，共3 461种、79 309卷。之所以命名为《四库全书》，与我国古代的书籍分类方法有关。公元3世纪时，西晋荀勖创立了四部分类法，甲部为经，乙部为子，丙部为史，丁部为集。到了公元4世纪，东晋李充改乙部为史，丙部为子，从此以后，四部分类法便长期固定下来，这就是经部(儒家的经典着作)、史部(记载历史的书)、子部(各种学说和知识技能的书)、集部(学者的诗文集等)四大部门。唐朝初年设立的集贤书院等皇家图书馆，都是按经、史、子、集分四库贮藏图书的，名为“四库书”。这便是“四库”名称的由来。后来历代学者大都采用这种四部分类法，只是各部所属的子目，随着学术的发展变化，作了一些增减和调整。直到公元19世纪末，由于学术范围逐渐扩大，旧的图书分类方法已经不能适应需要，才打破了按照四部分类的框架。清代也是按四部分类的，它沿用了唐代四库的名称;又因所收录的书籍比较完备，包括了各方面的知识和许多学术流派，所以定名为《四库全书》。从修书的背景和目的看，清乾隆在位时期，中国正处于发达兴盛时期，经济相对繁荣，这为纂修提供了物质基础。此外清王朝推行极端的封建专制统治，大兴文字狱，很多学者回避现实，不敢议论国政，精力就集中到整理古书上去，对中国几千年积累的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特别是代表儒家思想的经书，进行了训释、校勘和辑录佚文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人们把这种学术流派称为“汉学”，它造成了考据风等墨守成规的学风的盛行。为了适应这种学术空气，学者们需阅读许多藏书和完整的原着，用以考证学术源流，征引材料出处。而过去分类摘录编纂的大型类书已经不能适应这种需要了。这就提出了大规模收集和贮藏古代图书的要求。

乾隆帝于是在有利于加强统治的前提下，对这种学术潮流，因势利导，下达了征求天下遗书的命令，准备编纂一部空前规模的大丛书。其目的在于：借纂修全书的机会，在全国收集图书，将历代书籍作一次全面的审查、评论和总结;消除反抗清朝的民族思想;宣扬清朝是文治的盛世。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1772年2月7日)，乾隆帝下诏令各省搜集历代及清朝人的着作，以后又一再严厉督促各省官吏认真办理。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成立了《四库全书》馆，馆址设在翰林院内，并在武英殿设缮书处。后来续办南三阁书，任务紧迫，增添了很多校对、缮写的人员，又在东华门外云神庙、风神庙和地安门内帘子库、官房，另设四局，按经史子集四部，分头缮写。

编纂《四库全书》所用书籍的来源有四：①政府藏书，即内府本，包括武英殿等内廷各处藏书;②清代皇帝的着作和奉皇帝命令纂修的书籍;③公私进呈的图书，包括各省采进、私人进献和通行的书籍;④从《永乐大典》中辑录的佚书。其中要以各省公私进呈的书籍为最多。各地采集的图书由总督或巡抚汇总呈送。送到以后，就交给四库馆校对每一种书不同版本的异同，写出各书的考证，并在每种书的前面写一篇提要，叙述作者的事迹和本书的源流得失;然后摘录简明要点，提出应刻、应抄、应存的意见(在结合处理所谓违碍书籍工作中，还有应全毁、应抽毁两类)，送呈皇帝决定。动用内府藏书和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书，也按照这种办法处理。送皇帝审阅过的书，决定收录后，交给四库馆缮书处抄写、校对，作为定本。参加编纂和校订书籍工作的，前后共任命正、副总裁以下的官员360人，官员连同抄写人员总计4186人，另有不少学者接受了在馆官员的聘请，以私人身分参加了编校工作。因而《四库全书》是集中了当时很多学者的劳动成果修成的。

《四库全书》所包括的内容范围极其广泛。这部书共收录着作三千五百多种，在经、史、子、集四大部下面，又各分若干类，各部类的名目如下：经部十类，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古代的《乐经》已失传，这一类收录的是关于古代音乐理论和古乐器的着作)、小学类(包括研究字义、字形和音韵的着作)。史部十五类，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子部十四类，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集部五类，包括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诗文评类、词曲类。在上述44类中，有15类又划分为若干细目，叫做“属”，这15类共分64个“属”。八股文的集子在征集图书时是不要的。《四库全书》中只示范性地收录了两种八股文集，即《经义模范》和《钦定四书文》，这可以说是对当时科举制度的一种讽刺。

《四库全书》收录了我国有文字以来各代人的着作。但是对当时还活着的人的着作，除皇帝的作品和官修书外，都不收录。在历代着作中，以官吏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着作为最多，这反映了封建时代统治阶级垄断学术文化的情况。此外，全书收录的妇女着作有五种，如宋李清照的《漱玉词》、朱淑贞的《断肠词》等;佛教徒的着作有44种，如南朝宋法显的《佛国记》、辽行均的《龙龛手鉴》等;道教徒的着作有22种，如唐李筌的《太白阴经》、元张雨的《勾曲外史集》等;宦官的着作有汉史游的《急就章》等;少数民族的着作，如清满族图理琛的《异域录》，元回族萨都剌的《雁门集》等;外国人的着作，如朝鲜人佚名作者的《朝鲜志》，安南人黎崱的《安南志略》等。明末清初来中国传教的欧洲人的译着，《四库全书》收录的多是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如意大利人利玛窦的《乾坤体义》和他同中国学者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葡萄牙人阳玛诺的《天问略》等。但对他们传来的天主教经典都不予收录。总之，《四库全书》收录的书突出了儒家文献的地位，有利于加强君主专制主义的统治，对敢于批评儒家等礼教的着作，都列为禁书，且在存目中大加诋毁，表明清统治者对具有明显的进步思想的着作是深恶痛绝的。

《四库全书》还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不重视生产技术的着作，除农、医、天文、算法外，所收科学技术的书籍是很少的。如明末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一书，总结了当时劳动群众在工艺方面的种种成就，竟然不予收录，以至在国内流传几乎绝迹。对于戏曲小说，只是在搜集遗书中大量地禁毁，根本不予收录。这些都表现了纂修工作中清朝统治者的偏见，其后果是影响了我国18世纪以后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的发展。

《四库全书》第一部于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1782年1月)修成，接着又用了三年时间，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十一月，第二、三、四部全书陆续修成。这四部全书分别贮藏在北京故宫文华殿后面的文渊阁、奉天皇宫的文溯阁、京西圆明园的文源阁、热河避暑山庄的文津阁。这四处称为内廷四阁，不准外人出入，完全是皇帝的私人藏书阁。在第一部《四库全书》修成的次年，也就是在办理第二、三、四部全书的同时，乾隆帝又令四库馆另行抄写打算送到江浙贮藏的三部全书;并在镇江金山寺建文宗阁，在扬州大观堂建文汇阁，在杭州西湖行宫建文澜阁，准备入藏第五、六、七部全书，这就是江浙三阁。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到五十二年(1787年)六月，约用五年时间，抄成了这三部全书。七部全书因抄写时间不同，因而内容稍有差异。抄成后又进行复查，前后办成的七部全书，都又作了部分的撤毁、挖改和换补。因而《四库全书》的内容直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才最后固定下来，江浙三阁的三部全书到嘉庆元年(1796)才颁发齐全。四库馆修书期间，乾隆帝还命令编纂了几十种官修书籍，收入《四库全书》中。这些书很多是宣扬清朝强盛、粉饰太平的，如《兰州纪略》、《万寿盛典》等。另外，还有与《四库全书》有直接关系的几种书，如《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考证》、《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禁毁书目》等。这些都是编纂过程中的副产品，在我国学术文化史上有一定的作用和地位。如在开始编纂《四库全书》的同时，乾隆帝又命将着录书和存目书的提要，汇编成一部“总目”，经总纂官纪昀等再作修改，成为专书，定名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简称《四库提要》。它共包括200卷，书前有“凡例”，在经、史、子、集四部前面各有总序，每部中各类的前面又各有小序。

《四库提要》是一部流传极广、影响很大的目录书，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经史子集四部的总叙和各类的小序，对中国古代学术的源流作了较系统的叙述。每种书的提要，对作者生平和本书的内容作了简要的评介。这些评介，虽然掺入了清朝统治者的政治偏见，而就评断学术的是非优劣来说，是颇有见地、值得参考的。可以说，从《四库全书》修成之后，一直到19世纪末，中国学者很少不受《四库提要》的影响。就是在今天，我们研究古代文化时，想搜集需要的材料，仍然有必要拿《四库提要》作为一把钥匙。在修书期间，为了清查违禁书籍，还编制了《全毁书目》、《抽毁书目》，颁发各省，按目查缴。这些禁书目录是清朝统治者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罪证;但它留了下来，则成了后世研究封建社会文化专制主义的重要资料。《四库全书》七部，现在文源阁本、文宗阁本、文汇阁本已全部遭到毁坏，文澜阁本遭到部分毁坏，文渊阁本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政府运到台湾去了，另两部文津阁本、文溯阁本保存较好。其中现藏北京图书馆的文津阁本全书，是七部全书中保存得最为完整的。总之，《四库全书》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主要价值是保存了历代大量的文献。历代学术凡是不同当时的政策相抵触的比较有价值的着作，一般得以在全书中保存下来。《四库全书》所依据的底本，有很多是珍贵的善本书。其中不少宋、元时代的刻本和旧抄本，在修书时已很罕见。还有不少是已经失传很久的书籍，有的在修书时经大事征集又重新发现，有的则从古书内辑录出来。如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来的书籍，就是《四库全书》中的精华部分。再如我国汉代到南北朝期间几部重要的数学着作，《九章算术》、《孙子算经》、《海岛算经》、《夏侯阳算经》、《五经算术》等，修书时有的已经失传了二三百年，有的残缺很严重，四库馆根据《永乐大典》加以辑录和校补，才有了比较完善的本子。这是我国古代光辉的科学成果的一部分。当然，由于清统治者推行极端的文化专制主义，在《四库全书》中对一部分书籍的内容作了篡改删削，通过提要宣扬统治者的“钦定”观点，同时大搞禁书毁书，并厉行文字狱，其后果是毁掉了许多可贵的古代文献，对这一点我们应持批判的态度。

其次，《四库全书》的产生在整理古籍的方法上，在辑佚、校勘、目录学等方面，也给予后来的学术界以颇大的影响。四库馆采辑佚书的工作，在当时立即引起许多学者的注意，有的人也动手采辑，并且还有所发展，古书辑佚工作因此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四库全书》也促进了校勘学的发展。校勘书籍是古已有之的，但清朝中叶所兴起的校勘学，却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提出的口号是要恢复古书的本来面目。学者们纷纷从事辑佚和校勘，有了新的辑本和新的各种校本，于是就需要刊刻新的版本，从而又推动了我国出版印刷事业的发展。在目录学方面，自从《四库全书》编成以后，还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原来自宋朝以后，元、明两代直至清乾隆以前，没有一部较好的政府藏书目录或私人藏书目类。

《四库全书》的编纂，产生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部可作为典型的目录书，便有力地影响了私人藏书目录的编写。许多版本目录及藏书志、藏书题跋等，在清中叶以后如雨后春笋般地产生了。另外，《四库全书》本身的装帧，包括书夹、书匣等，就是一套很精致、很贵重的工艺品，它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书籍装帧方面的出色技能。在18世纪中叶编成的《四库全书》，就其内容之广和篇幅之大来说，当时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是空前的。《四库全书》所包涵的十分丰富的史料，足以证明：中国的古代文化是极其灿烂辉煌的，我们的祖先为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四库全书》是了解中华古文明的一份重要的历史遗产。

四库全书(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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