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雍乾时期(1662～1795)，中国封建经济高度繁荣，农业生产有较大提高，手工业、商业等也获得长足发展;政治上制定了各种典章制度，矛盾相对缓合，秩序比较稳定，国力臻于鼎盛;文化上承上启下，继往开来，进入了总结期;军事上平定了叛乱，打击了侵略，维护了统一。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发展到顶峰。史称康乾盛世。

1661年，顺治福临去世，遗命8岁的玄烨继立为帝(康熙)，并以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佐理朝政。清朝进入四大臣辅政时期。辅政大臣重视整顿吏治，打击不法;提倡垦荒，招募流民;并实行轻徭薄赋政策，多次蠲免田赋丁银;实行“更名田，规定原明藩王田产归现耕种人所有;放弃海禁，允许沿海人民下海谋生等等。但四大臣矛盾重重，最后工于权术的鳌拜逐渐将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把持朝政，打击异己。1667年，14岁的玄烨宣布亲政，是为清圣祖康熙帝。但鳌拜仍行辅政，专横跋扈。1669年5月，玄烨认准时机，在鳌拜单身入宫之时，利用预先埋伏的布库侍卫，一举拿下鳌拜，并大索其党羽，结束了鳌拜辅政，并为鳌拜时冤狱昭雪。这一重大举措，对后来康熙时期社会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康、雍、乾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呈现出日益强化的趋势。中央中枢机构的权力逐渐高度集中，君主皇权得到进一步加强。康熙末年，为了集中权力，派诸皇子管理八旗事务，将旗主权力接管过来，直接控制了八旗。议政王大臣会议也日益趋于衰落。1670年，康熙又恢复内阁制度，内阁官员辅佐皇帝处理国家政务，居六部之上，地位崇高。但内阁当时实际上又只能承旨出政。1677年，玄烨在皇宫内乾清门右阶下设置南书房，在翰林等官员中择人入值，称“南书房行走”，秉承皇帝意旨起草诏令，内阁只办理例行事务，实际上是将内阁的部分权力移植到了南书房。皇帝以内阁与南书房互相牵制，互为补充，使皇权得到充分发挥。1729年雍正帝又于皇帝住处隆宗门附近，设立了军机房，1732年，军机房改称军机处(处理军机事务处)。军机处权力不断扩大，成为凌驾于内阁和议政王大臣会议之上的最高权力中枢。军机处地处内廷，便于宣召，便于皇帝意旨迅速传达执行，且有严格的保密性。军机处有官无吏，全部工作由军机大臣主持。军机大臣在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京堂等官内特拣，然后应诏入值，地位虽高，但若皇帝不满，随时可罢回原衙门，完全是听命于皇帝的附庸。雍正还规定皇帝不交办的事务，军机处无权过问，以掣其权。雍正时，继续削弱八旗王公旗主的权力，议政王大臣会议有名无实。1791年，乾隆帝下令取消议政王大臣名称。雍正、乾隆时期内阁权力也受到极大限制。内阁大学士勋高位极，升为正一品，但只有空名。内阁被排除在机密政务之外，军机处将其所拟谕旨诏令不经内阁，直接密封递送给各地督巡抚，是为“廷寄”，直接交给中央各部院，称为“交片”。各地方的奏折也不经内阁直接交给军机处。1748年后，乾隆帝下令停用奏本，奏折和题本成为两种并行的上行文书。中央和地方官员往往先用奏折向皇帝密报机密事务，而题本只作一般例行公事，由内阁主管。内阁实际权力更为削弱。清初，清廷设理藩院管理少数民族事务。1723以后，雍正以满洲王公、大学士兼领院事。在任官上，清廷实行“满汉复职制度”，但由满人掌握实权，利用满洲贵族监视汉族官员。经过康、雍、乾的努力，皇权空前提高，达到了“乾纲独揽”，巩固了清朝的统治。

清入关之前，尚无一部成文法，清廷定都北京后，刑部以《大明律》办案断狱。1647年，顺治帝颁行依明律而成的《大清律》，不很完善。康、雍时期对清律进行了较大程度的增删修订。乾隆即位后，对律例条文进行了逐条校正，最终完成《大清律例》，并于1740年颁行天下。大清律是集历代刑法的大成，又有所创新。清律对维护社会的稳定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康雍乾时期，为了巩固国家的统一，维护领土的完整，平定了三藩的叛乱，平定了蒙古准噶尔部上层贵族的分裂行为，统一了台湾，安定了回部和西藏，对西南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抗击了沙俄对东北的入侵。使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加强了少数民族与汉族在经济文化上的交流，使中国的疆域最后固定下来。这是清王朝对中国历史的最大贡献。

康、雍、乾三帝还十分注重文教的作用。清初，清廷就已开科取士，以笼络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康熙亲政后，更清楚地认识到崇信儒学对稳定满族统治的作用。1669年，康熙亲率礼部大臣到国子监视学，拜谒孔庙，在辟雍大殿举行临雍大典，表示对孔学的尊崇。1690年，康熙颁布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圣谕十六条》，通行全国。康熙还提倡程朱理学，使其一时成为显学。康熙执政后，还加快了恢复学校的速度，对于育才、教化、学术的繁荣起到了促进作用，也吸收了大批士子。雍正在1733年发布谕旨，令各省建立书院，以补学校教育之不足。乾隆年间，又进一步规定书院相当于京师国子监，这样，在地方府州县学之上又出现了官办的省级学校。康熙年间，为发掘和整理民族文化遗产，阐发诸子百家精髓，在康熙帝的倡导之下，编纂了许多宏篇巨着，其范围不仅仅限于四书五经。比较着名的如《康熙字典》、《骈文类编》、《分类字锦》、《佩文韵府》等，堪称文字学的巨着。大型类书《渊鉴类函》也较全面。而清代最着名的两部巨书为《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的编纂历经康雍两朝，全书一万卷，目录40卷，分六编、三十二典、6 109部。六编分别为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全书分类清晰，内容丰富，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无所不包。《四库全书》是乾隆朝编定的一部规模最大的丛书。现存最完整的一部收书3 503种，计79337卷，分装3600册。《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是对我国乃至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清朝发展的文化事业在另一方面也起了极大的消极作用，它兴文化专制，箝制自由思想，大兴文字狱也对文化事业进行了摧残。

康、雍、乾三帝还采取了有效的恢复社会经济的措施。1669年，康熙帝下令停止圈地，使更多的农民免于流亡。康熙帝还逐步放宽了对逃人法的执行，使其渐废。清初，为恢复经济就已制定垦荒办法，但收效不大。康熙时，政治形势逐步稳定，为进一步推行垦荒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清政府先后将起科年限放宽至四、六、十年。并鼓励乡绅招民垦荒，规定：凡垦田20顷以上，文授知县，武授守备。后来，还把垦荒多少作为衡量地方官政绩的一个标准。为使农村生产秩序稳定，康熙帝还将蠲免钱粮作为恢复经济的经常性重要措施。1711年，康熙帝将全国分为三批，实行“轮蠲”，每三年轮免一次，此种措施，一直持续到雍正、乾隆时期。这种经常性的蠲免，在稳定社会发展生产上均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康、雍、乾三帝还十分注重整治河患、兴修水利。1677年至1688年，康熙帝命靳辅为河道总督，在水利专家陈潢的支持下对黄河进行了全面的治理与规划，使黄河重归故道，漕运无阻，荒田沃野变良田。1698年，清政府从良乡至东安(今河北安次)，开掘了一条长二百多里的新河道，整治了永定河。雍、乾时，在浙江沿海，自宝山迄杭县修筑四五百里长的扞海石塘，使这一地区减轻了海潮侵袭之害。康熙帝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增加丁口，稳定税收，于1712年下令，以康熙五十年(1711)的人丁和丁银数额为准，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但每户额丁子孙多寡不同，且人丁有死有生，而丁税不变，就发生以多承少或以少承多的弊端，于是，广东、四川两省在康熙后期将丁口之赋推入地亩征收，取得成效。1723年，雍正将“摊丁入亩”的办法推行全国，把康熙五十年固定下来的丁银摊入田赋银中一并征收，称为“地丁银”。这种新税制，至乾隆四十二年(1777)，除奉天因户籍未定外，全国均遵照执行。自此，土地成为惟一的征税标准，不再按地亩和人丁双重标准收税。中国自秦汉以来存在二千多年的丁口税不再存在。这对我国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康熙以后还将匠户代役之银摊入田赋，最后废除了匠籍制度，使匠户从法律上摆脱了对封建政府的人身依附关系，从而为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康、雍、乾三帝勤于政事，励精图治，外治武功，内修文治，出现了较长时间的社会稳定。这一时期政治清明，国势昌盛，经济文化繁荣，清朝进入了文治武功兼备、疆域空前辽阔、社会繁荣、文化发达的“康乾盛世”时期。强大的中国屹立于东方。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zhonghua/20221220464.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