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好主意来自“基层”

贪便宜的鱼儿，喜欢在水面追逐，一见诱饵，就马上抢食。垂钓者说：这类鱼浑身是刺，肉的味道也差；而那些味道鲜美的鱼，总是在深水中游弋，若隐若现，藏身于水草中间。

人也是这样：活跃于上层者未必贤能，而那些有真知灼见者，往往谋生于社会下层——这是《史记》用大量事实揭示出来的一种现象。

略举一例：汉十三年，淮南王英布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公开宣布起兵造反。刘邦紧急召见群臣，问大家：“英布造反了，各位说说我们该怎么办？”

文武大臣几乎同时大声地说：“出兵打！活埋了他！这个混账东西！”其实，刘邦也知道大家这样说不过是在哄他罢了。

这时候，只有滕公态度凝重。他等大家安静下来，就走上前去小声地附耳皇上：“你可以听听我的一位门客薛公的意见，他可能会有好主意。”

薛公是个平民百姓，家境贫寒，他长时间寄居在滕公家里，也就是混口饭吃罢了。但是刘邦很恭敬地请来薛先生，向他请教：英布造反，先生有何高见吗？

薛先生对皇帝说：英布造反奇怪，但看他怎样用兵罢了。我认为英布用兵有上中下三种计策。假如他计出上策，山东地区就不属于皇帝您了。计出中策，谁胜谁负难以预料。计出下策，陛下可以高枕无忧。

于是皇上就问他什么是上策呢？薛先生说：东边夺取吴国、西边夺取楚国，攻下齐国、占领鲁国。传一纸檄文让燕国和赵国固守本土，山东地区就不属于陛下所有了。

皇上又问中策。薛公说：向东攻占吴国，向西攻占楚国，拿下韩国和魏国，占领敖仓的粮食，封锁成皋的要道，天下就不知道归谁了。

刘邦再问下策。薛先生说：东边占领吴国，西边占领下蔡，把珍宝财物运送到越国，自身退居长沙，陛下就高枕无忧了。

刘邦于是问：英布会选择哪个策略呢？

薛先生说：他会选择下策。

皇帝奇怪地问：英布为什么不选择上策，也不选择中策，而要选择下策呢？

薛公回答：英布原本一骊山刑徒，靠着不怕死成为万乘之主。他只考虑自己荣华富贵，不知道顾及百姓利益，也不会替子孙后代考虑。而且英布性格刚愎自用，听不进下属人员意见，所以我判断他不会选择上策和中策，而只会选择下策。

皇上听完十分高兴，便开始由胆怯忧虑变为信心倍增，进而从容谋划，彻底战胜英布。

《史记》还记载了以下两件事。

当秦王朝已经灭亡，楚汉战争形势扑朔迷离、鹿死谁手尚不明朗的时候，燕赵大地发生了一场意义重大的战争，这就是代表汉军的韩信、张耳二人即将率军进攻赵、燕两国。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影响这场战争胜负的一个关键元素，是赵军主帅陈余自以为是、不采纳下属人员的战争谋略而败亡。赵军的失败、赵国的灭亡，导致整个中原形势开始向着有利于刘邦、不利于项羽的方向转变。

事情是这样的。战争发生之前，赵军总指挥陈余的下属李左车先生提出一条计谋。当汉军间谍把李左车这个计谋转达给韩信的时候，韩信急得在营帐内来回踱步，感觉到问题很严重、形势有危险。然而很快，间谍又向韩信转达好消息：李左车的建议没有被陈余采纳。韩信听到这个消息情不自禁地拍着双手连叫三声：好、好、好！于是，他继续按照原来的计划部署战斗。

李左车提出一个什么样的计谋呢？《史记》做出了专门记述：

李左车向成安君陈余献计说：汉将韩信渡过西河，俘虏魏豹，生擒夏说，新近又血洗阏与，如今又在张耳协助下，计划要来攻打赵国。这是乘着胜利的锐气离开本国远征作战，这样的军队锋芒难以阻挡。但是，俗话说：千里运送粮饷，士兵就会面带饥色；临时砍柴烧饭，士兵不能每餐吃饱。眼下敌军必经之路井陉两辆战车不能并行，骑兵不能排成行列，汉军行进的军队迤逦百里，运粮的车辆必然落到后边。希望您临时拨给我奇兵三万人，我会从隐蔽的小路拦截汉军的粮草；同时请求您深挖战壕，高筑营垒，坚守军营，拒绝交战。使他们向前不得战斗，向后无法退却。这时候我再出奇兵截断他们的退路，使他们在荒野里什么吃的东西也抢掠不到。如果这样，用不了十天，韩信、张耳两人的头颅就可送到将军帐前。

李左车两次向陈余说：希望您认真考虑我的计策。否则，我们很有可能会被韩信张耳二人俘虏。

司马迁惋惜陈余没有采纳这么好的建议，文中略带贬损地说：

成安君，是信奉儒家学说的书生，经常标榜自己是正义的军队，不会采用阴谋诡计。他听不进去李左车的建议，反而说：“兵书上讲，兵力十倍于敌人，就可以包围它，超过敌人一倍就可以交战。现在韩信的军队号称数万，实际上不足一万，竟然跋涉千里来袭击我们。汉军长途奔跑已经疲惫，像这样情况我们如果回避不出击，那么强大的后续部队到来，又怎么对付呢？假如我听从你的意见，诸侯都会认为我胆小，从而轻易地就会来欺辱我们。”

陈余不听李左车的话，李左车的计策被抛弃不用。

司马迁连用“不听、不用”两个“不”字，以加重语气，强调陈余不该放弃这个计策、因而铸成大错。

结果，陈余这个自以为是的总指挥，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比起陈余的迂腐，韩信显然更高明。原先是李左车给陈余提意见，陈余不买账。现在已经做了汉军俘虏的李左车低头不语，韩大将军却走上前去握住他的手，像敬奉老师一样请求他给自己出主意。

果然，李左车给韩信出了一条妙计，从而使韩信轻松地收服了燕国，直逼齐国。就这样，韩信面临的下一个战役就是攻打齐国。

此时，齐王田广与楚国大将军龙且，结成齐楚联合军团正在静候韩信到来。可叹的是之前的故事重演。齐楚联军的下层将士中有人提出一条计策。而这个来自下层的计策，同样遭到齐楚联军总指挥龙且的否定。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来自下层的建议是一个好计谋。

韩信又一次捡了大便宜，不仅打了胜仗，而且在潍河岸边杀死了那个狂妄自大的龙且。

对于龙且不听部下意见造成的惨败，司马迁在《史记》中是这样记载的：

齐王田广和楚军司马龙且联合起来共同与韩信作战，战争没有打起来之前，龙且的部下有人献计说：“汉军远离国土而来，士兵必然拼死作战，其锋芒不可阻挡。齐楚两军在本乡本土作战，士兵容易逃散。不如深沟高垒，坚守不出。让齐王派出亲信大臣，去安抚已经沦陷的城邑，这些城邑的官吏和百姓知道他们的君主还在，楚军又来援救，一定会反叛汉军。汉军客居千里之外，而齐国人民一旦起来反对他们，汉军就必然断绝了军粮的来源，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将不战而使他们投降。”

面对这么好的计策，利令智昏的龙且竟然不加思考就予以否决。他十分自信地说：“我了解韩信的为人，怎样对付韩信我自有办法。而且我是来援救齐军的，不战而让韩信投降，我还有什么功劳呢？这一仗我只要打败韩信，齐国一半的土地就分封给我了，我为什么不打呢？”

于是龙且决定与韩信开战，双方隔着潍水摆开了阵势。

韩信下令连夜赶做一万多只口袋，装满沙土，堵塞潍水上游，然后带领一半军队渡过河去，攻击龙且，打了一会就假装战败往回逃跑。其实这一半渡河的军队，是韩信作为诱饵来佯攻一番，时间一到就立即往回撤退。龙且一看汉军逃跑，误以为汉军真的败逃，当即就高兴地说：“我一向知道韩信为人胆小。”于是就亲自率领士兵渡潍河追击汉军。

韩信按照计算好的时间，令上游挖开堵塞潍水的沙袋，河水汹涌而下，这时候龙且的士兵多数还正在河中央，于是慌乱起来。这时候，韩信命令士兵调转头来猛烈攻击楚军，就这样在乱军中杀死了龙且。潍水东岸尚未来得及渡河的楚军，看到这个情况后就四散逃去，齐王田广也逃之夭夭。韩信追赶败兵直到城阳，把楚军士兵全部俘虏了。

事实证明，大将军陈余用兵不如麾下谋士李左车，龙且田广用兵谋略也是不如下属。在这两场战争之前，分别给赵军和楚军提出好计谋的都是那些下级官兵。

在《史记》中，太史公还用大量事实说明：凡是听不进下属意见的领导往往会吃亏甚至会惨败，相反，善于听取基层人士意见的人，事业就会兴旺发达。

我们再来看同样一件事，发生在刘邦和项羽身上之后，出现截然不同的反应。

秦国军队全部被诸侯军歼灭瓦解之后，项羽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开进了咸阳。这时候，一位姓韩的老先生出于对反秦大英雄项羽的敬意，给项羽提出一条建议：希望霸王你能够在咸阳建立政权，咸阳地势险要，能攻能守。如果以咸阳为首都，可以雄视中原，君临天下。项羽不仅没有听取这个建议，还因为人家说了一句牢骚话“楚人真的是沐猴而冠”，就把这位老韩同志给烹杀了。

与项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刘邦。一年之后，有人给刘邦提出“定都咸阳”这一同样的建议，他不仅认真听取，而且给予建议者很高的奖赏。

给刘邦提出“建都咸阳”建议的人叫娄敬，他是来自齐国农村的一个民工头目，也就相当于现在的乡镇长。他因为送一批民工戍边，顺路经过洛阳，听说高祖正好在这里，于是就决定去见一下刘邦。他的目的是要给刘邦提一条建议：撤离现在的大本营洛阳，建都咸阳。

让我们感兴趣的是，娄敬去会见皇帝的时候，衣着特别随便，身上仍然穿着旅途中一直穿着的破旧棉袄。有个守卫人员看他衣衫褴褛，就好心地劝他去换一件新衣服再去会见皇帝。可是他坚持不愿意换新衣服，还说：我穿什么衣服来的，就穿什么衣服去见皇上。

但是刘邦不仅没有嫌弃娄敬地位低下、衣服破旧，反而热情地留他吃饭，认真听取而且终于采纳他提出“迁都去咸阳”的建议。不久，他还特别下令为娄敬赐姓为刘，以赐予皇族姓氏以表示对他的褒奖。

太史公称赞娄敬的这个建议是：“一次进言，为汉朝建立了万代功业啊。”

这件事也使我们明白刘邦为什么能够得到天下。他不仅有仁者爱人的美好品行，还有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宽广胸怀。

有一天，刘邦在半路上被一群老百姓拦住了，当时他还只是一个诸侯——汉王，还没有当上皇帝。这些人拦住了他的马车，要求给汉王提一条意见、出一个主意。

刘邦不介意这些人地位低下，也不计较他们是拦在半路上七嘴八舌地喊叫，当即就停下车子接待这些普通百姓。

原来这些人希望汉王刘邦利用楚怀王熊心被杀这件事大造舆论，从道义上毁坏项羽的名声。

刘邦认真听取而且采纳了这一群老百姓的建议，第二天，他就为死去的楚怀王披麻戴孝，操办了一场葬礼，从而使项羽陷入“杀害义帝”的舆论旋涡中。

刘邦的事业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善于听取来自下层人士的正确意见。

中国传统观念有着尊重圣人言论、崇拜名人语录的倾向。小官说话是“指示”，大官说话要“执行”，皇帝的话叫作“圣旨”，好像这些人就是天生的智慧超人。而地位低下的人说了些什么话，就很难被注意，可听可不听。有个成语叫“人微言轻”——其实这个成语反映的是一个传统陋习。

一把手说了才算数，下级说话不顶用，老百姓提意见可以不听。这个现象虽然正在被改变，但是改变的进程却十分缓慢，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于这种现象。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很多来自底层人士的好主意、好建议就很难被上级机关采用，有时候提出创新意见的人，还会遭到被嗤之以鼻的尴尬待遇。

然而，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却能够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说话，《史记》中很多故事都在证明：高贵者未必就聪明，卑贱者也许有高见。

《张丞相列传》记载了一个年轻人赵尧。他年复一年只是一个小小的御史秘书，然而正是低微的职务使他变得聪明起来。有一天，赵尧去侍奉高祖，发现高祖心中不乐，一会徘徊不安、一会悲歌慷慨。满朝文武大臣都在疑惑：皇帝今天怎么啦？为什么会这样？

朝会中有个休息时间，赵尧抓住机会上前请安，顺便问道：皇上您是在担心戚夫人和吕后二人不和，在您百年之后赵王不能够保全自己吗？

“是的！”皇帝惊讶地盯着他：“你小子怎么知道我的心思？我就是在担心这个事情，但是又想不出好主意。”

赵尧说：您最好给赵王派去一个德高望重的相国，而这个人又必须是吕后、太子和诸位大臣都很敬畏的人。

高祖说：对呀！我想也只能这样，但是谁能够担当此任呢？

赵尧赶紧说：御史大夫周昌呀。他为人耿直，而且满朝文武大臣包括吕后以及太子对他都很敬畏，因此他可以担当此任。

“好！”皇帝十分高兴：“宣周昌觐见！”

周昌也没有想到这次觐见是宣布他被下放去赵国。高祖刘邦很是费了一番唇舌，周昌才同意去了赵国。

周昌走了之后，高祖想来想去这个御史大夫的位子，还是赵尧比较合适。赵尧就这样当上了御史大夫。

在这之前，赵国长者也是相面大师方舆公曾经对周昌说过：你身边的年轻人赵尧，观其面相，是个奇才，你要另眼相看。他将来很可能会接替您的御史大夫职位。当时，周昌不以为然，笑笑说：赵尧不过是个年纪轻轻的小秘书，他怎么可能上升到我这个地位呢。

周昌不了解赵尧，赵尧却把周昌看得清楚明白。作为下属的赵尧，当被周昌压迫急了的时候，终于想出一条“借虎赶狗”的妙计，把顶头上司周昌送到赵国去做了赵王刘如意的国相兼太傅。赵尧的这一高招，从此定格了周昌这个汉家鹰犬的悲哀命运。

两千年前，司马迁就已经在呼唤改变“以地位高低看言论价值”的陈腐观念了，然而两千年后的今天，我们才刚刚感受到有了一点微小的进步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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